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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lexia 于 2019-12-16 03:08 编辑 秦朝凭借强大的动员力横扫六合，实现了统一，此后始皇帝以其意图开万世太平的雄心，统一文字、度量衡，并且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一改贵族政治风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代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称古今一大变局。 然而战国以来，七国已经延续数百年，已经成为关东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和社会心理基础，再加之二即位之后暴政更为严苛，陈胜大泽乡首义以后六国烽烟再起，最终吞没了秦国和祖龙的梦想。 西汉的建立不仅仅是王朝的更替，更是最后一代战国之人对秦政的反动，一度被祖龙废除的关东之制复现，这集中体现在分封异姓诸侯和丰沛故人封侯两件事上，原本仅为刘邦帐下臣子的萧何、曹参，如今已经转变为军功贵族，他们与皇权一方面无法分离，另一方面又逐渐成为独立势力，形成皇权-异性诸侯-军功贵族的三方格局。如果说秦朝是一架纯粹的集权机器，汉初的政治格局可被视为贵族政治的回潮。 而作为皇帝的刘邦，无疑是整个汉初政治格局的核心。其与丰沛故旧的关系决定了当高帝在世之时，军功贵族必然会是皇权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异姓诸侯对于高帝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一方面韩信、彭越等人与高帝的关系不及萧何、曹参亲近，另一方面，在汉初的政治意识中，分封为王自然便成为独立的势力。因而一定程度而言，当韩信在危急关头向刘邦请封假齐王之时，他的悲剧就已经注定，而垓下之战前韩信、彭越摇摆不定的态度则更是将他们推向了皇权的对立面。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刘邦征讨韩王信归来时对萧何的这句指责可以很好的说明高帝眼中的天下局势，此时项羽早已败亡，但是只要异姓王还在，成败仍然未可知。从事后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邦几乎将他在位的全部时光都用来平定异姓王，经过多年的征战，除了弱小的长沙王吴芮外，异姓王全部被同姓王取而代之。 为了稳定此时的政治格局，保障皇权，高帝刑白马而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以此维护了同姓王以及军功贵族对于各自权力的垄断，试图以此维护汉初政治格局的稳定。 然后高帝之死再一次改变了汉初的政治格局。前已述及，由于刘邦与丰沛故臣的特殊关系，刘邦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完全控制军功贵族的人，随着刘邦的去世，如何处理皇权与贵族的关系成为摆在皇权面前的重要问题，更为严峻的是，此时的皇帝是年轻的惠帝以及他的代理人吕后。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高祖方一去世，吕后便与审食其策划这一密谋，可以看出在吕后执政之初便把军功贵族视为最大的威胁。 刘邦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起到了限制军功贵族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皇权势力的壮大。从汉初的贵族政治到武帝时期形成以中朝为核心的皇权势力，皇权的壮大离不开依附皇权的官僚力量，由于刘邦与群臣的亲密关系，后者显然无法允许刘邦孤立自己另起炉灶，皇权势力的真正形成，是从吕后时期开始。 吕后当政以来，积极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在丞相曹参去世后，吕后将丞相一分为二，其一为丰沛集团的核心人物王陵，其二则是后期才加入刘邦集团的陈平。前者的任职显然是符合军功集团内部的论资排辈，然而陈平虽然也在功臣名单之中，但是由于他在刘邦集团资历尚浅，并不属于军功贵族的核心人物。吕后的这一安排固然是高帝在世时的安排，深层来看，或许也可视为以作为边缘人物的陈平制约丰沛故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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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功贵族之后，同姓王的存在也是对皇权的重大威胁。吕后对戚夫人的残酷刑罚，背后隐藏的，或许正是由于高帝时期没有留下一个稳固的皇权势力，吕后对皇位稳固的极度不自信，希望以此可怖的方式打击诸侯王。可以说此时作为皇权代理人的吕后需要同时面对同姓诸侯和军功贵族的两重压力，与刘邦不同，吕后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也逼迫着吕后成为西汉皇权强化的肇始者。 如果说吕后对于陈平的提拔依然表现了对军功贵族的让步的说，随着惠帝的突然离世，吕后的危机感更为严峻，她开始更为激进的推动自己的集权计划。惠帝刚一逝世，吕后便将南北军交由吕台、吕产、吕禄掌控，将宫廷之内的安全控于手中，【吕氏权由此起】。不久，吕后又【议欲立诸吕为王】，引起了王陵的激烈反对，认为破坏了高帝的白马之盟，最终王陵因此而被免相，吕后借机将亲近自己的审食其提拔为丞相，彻底打破了军功贵族内部依地位先后任相的既定传统。同时，此时陈平与周勃对于白马之盟的冷淡态度也说明刘邦生前的计划没能生效，在现实的政治利益面前所谓的盟誓并没有任何效力。 之后，吕后开始打击同姓王。高帝执政时期并未对诸侯的格局进行太大更易，只不过是以同姓王取代异姓王，其疆土并未有太大改变，除楚国被一分为三之后，其他诸国基本维持了战国时代的格局，可以说整个高帝时代诸侯国的形势都是较为稳定的。然而吕后称制以来，开始大幅度改变原有的王国格局，【先立孝惠後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后【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开启了吕氏封王的先河，其后吕产、吕禄先后封王，而刘氏诸王也曾多次徙国、疆域变更繁复，其势力受到吕后打击。至此，高帝所封王国仅剩齐、楚、吴、淮南、代、长沙，其疆域也多非原样，可以说吕后通过变更王国疆土，进一步打击了同姓王的势力，与朝堂之上对军功贵族的打压合并起来加强皇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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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随着吕后的逝世，她所做出的集权努力最终受到清算。不久，齐国刘襄、刘章、刘兴居兄弟联合军功贵族周勃，入宫发动政变，斩杀吕产、吕禄，结束了吕氏统治，史称“诸吕之乱”。然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真正主动发动政变的并非诸吕，而是刘章和周勃，这段历史真正的矛盾不在于忠与奸，甚至不在于刘氏和吕氏，引发这次动乱的真正原因在于吕后加强皇权的举措打破了原有的三方格局，夺取了同姓王和军功贵族的利益，因而必将受到清算，这是一个贵族政治尚未退场的时代，对于皇权势力的必然反击，而吕氏与刘氏的矛盾，只不过是最表面的一层皮囊罢了。 在诸吕之乱爆发之前有两件事是指的注意的，首先是吕后死后【以吕王产为相国】。如果说之前提拔陈平、审食其只能算是打破军功贵族的内部顺序的话，那么提拔吕产则是直接打破了军功贵族对于相权的垄断，这一举动将原本徘徊不定的军功贵族彻底推向了皇权的对立面。其次便是封刘泽为王一事，今人谈及吕后对诸侯王的处理，往往关心吕后打破【非刘氏不得王】的传统，分封诸吕为王，然而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刘泽的分封则与诸吕之乱关系更为密切。【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吕后并非以汉郡封刘泽，而是以割齐国之琅玡郡赐予刘泽，这一行为直接损害了齐国的政治利益，在诸吕之乱中，齐国三兄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许其背后的原因便在于此。从这种角度而言，对于作为政治势力的军功贵族和同姓王而言，白马之盟能否得到落实、吕氏能否封王或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对于皇权的反击便将开始。 吕后不同于刘邦，特殊的历史环境将加强皇权的使命加在她的肩上，而在惠帝逝世之后，她更是只能一个人扛起这份重担，她的种种尝试成为后续文帝、景帝、武帝的先声，然而吕后所处的时代，贵族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最终在吕后死后，她加强皇权的种种努力最终只能失败。文帝的继位，实际上是军功贵族与齐王兄弟妥协的结果，齐国恢复原有疆域，但是要放弃皇位的继承，所谓的母强或许不过是军功贵族们的借口，实际上是忌惮齐国的强大。文帝继位不久，帝国的诸侯疆域再次回到了高帝后期，吕后的尝试还是归于湮灭。 然而军功贵族必然会老去，随着洛阳少年贾谊登上历史舞台，汉帝国最终会回到历史的轨道，于是有贾谊流放、晁错致死；于是有亚夫惨死、仲舒对策；于是有七国之乱、推恩政令，而吕后，则是这段历史进程，真正的开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