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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过雪消：我看“三农”……为免笑掉大牙，免费为JY科普一些农业常识 时间：2013-10-18 22:47:00 点击：64957 回复：703 跑了20多年田坎，闲来无事时也在思考一些东西，胡思乱想散不成章，只好先写在这里同大家探讨，顺便为@豫老朽、@卢东奥、周有光等人扫下盲，不要再提什么“农业部无意中揭下某大国的画皮”、“地主阶级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动力”了……外行充内行只会让人笑掉大牙。 01、如果仅仅以“土地的主人”来定义地主，广义的地主确应包括农场主在内，但是除占有大量土地这一共同点外，两者的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历史和社会的作用都有着截然的不同，所以很多学者倾向于分列为地主阶级和农场主阶级，我也赞同这种观点，所以以下所称地主均不包括农场主。 纯粹的地主是以出租土地获利，本身不从事耕作，也不干涉佃农耕作，而生产组织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给佃农单户独立耕作，土地出产是以满足地主和佃农的自身消费为目的。农场主是以经营农场获利，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投资者、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而生产组织方式是家庭成员和雇佣农业工人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土地出产是以在市场销售获利为目的。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依附于自然经济而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或简单地说，前者相当于放高利贷的，后者相当于开工厂的。 由于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一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进入工业社会，要么等待它消亡，要么把它消灭，别无它途。 02、因写新农村建设的论文，曾了解了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发现对这一运动的背景几乎众口一词地是：农村“破产”！这也是当年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而到1945年以后，中国农村更已可以用“濒临绝境”来形容！当时全国粮食的平均单产还不到70公斤，人均耕地不到4亩，交纳的地租却高达五成，再加上被提前数十年“预征”的皇粮国税……雪上加霜的是因水利荒废，农村对旱涝灾害抵御能力几乎为零，民国10年到27年间就发生了11次大灾荒，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全国仅仅因患血吸虫病而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有一千多万，此外广泛传播的还有鼠疫、天花、结核、疟疾、霍乱、黑热病、回归热…… 战乱、饥饿、疾病、灾荒已使农村趋于崩溃。解放后有“三年困难时期”却不知民国时年年都是困难时期！ 03、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注：《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注：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1943年编印，第69—70页。）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注：《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第1页。） 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67页。）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来源不同（土共或国府），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佃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多租佃给佃农和半自耕农耕作。租佃关系是农业生产关系的最主要构成。 04、话说回来，地主也并不都是周剥皮黄世仁，其中确有些一辈子勤劳节俭，劳动“致富”的小地主和与人为善的开明地主，我也听说过一些如节俭到“用葫豆壳当茶喝”修桥铺路的地主，在贫困山区有些地主和贫农间生活水平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周剥皮没有剥皮就是无辜的吗？在当年全国平均亩产不到70公斤（而且是算上套种的豆类、土豆、红薯之后的数字）的情况下，地租却普遍在5成左右（好田为6成），只有极瘠薄的石骨子坡地地租为3~4成。如果用房租类比就相当于如今在成都交了房租后一家人每月就只有不到500元了，在这样极为沉重的负担下，稍有灾病不测就是死路一条。 当然公平地说，地主并不是元凶首恶，在外国经济掠夺、战乱、苛捐杂税及自然经济的低效率面前，他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帮凶。有兴趣可以去查找“减租减息”或“三七五减租”的资料，而且就是这个抗战时土共推出的妥协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地主的抵制。 05、“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注：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1页。） 四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于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让中国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火药库，土地革命是迫在眉睫，势不可挡。 但是，土地革命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吗…… 06、根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以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租金和押金的压力下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从另一个角度，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同时，从全国来看，人均3.5亩的耕地，亩均100斤的单产，这一问题是全国性的。 1973年出版的伊懋可《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 因此，土地革命虽然让燃烧的火药库熄灭了，但是他只能缓解而不能解决当年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土地革命之后必须还有工业革命。 07、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工业化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三个问题，一是资金，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问题，（尤其重工业建设固有的投资巨大却回笼缓慢的特点更加重了这一问题），在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二是市场，在满足农民成为自耕农的愿望后，农村的自然经济无法打破的情况下，工业原料和产品渠道如何解决？三是农村基础建设（水利、教育、医疗、农技推广）在贫困的自耕农和封闭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如何开展，以保证在“剥夺”农村同时，农村能继续发展？ 毛泽东的答案是：人民公社。 a、国家权力第一次深入农村每个角落，由国家直接收取原由地主收取的地租（较原额度酌情减免），通过人民公社强行“剥夺”农村来建设工业，同时极度压制消费解决资金问题。 b、通过人民公社，辅以供销社，引入和规模化种植“土特产”，以调配、统购统销、工农剪刀差等手段“剥夺”农村的同时，破坏原有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整个农村纳入了全国社会化、工业化生产的链条，解决市场问题。 c、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以群众投工投劳的形式，高效低价地完成了大量农村基础建设（水利、教育、医疗、农技推广），仅就水利而言，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治理二亿六千万亩低洼易涝地，改造了二亿亩盐碱地和山坡地，修建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型水库，总库容达到四千亿立方米。全国灌溉面积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万亩，整修和新建江河堤防十六万五千公里，疏浚和新辟了一百多条大型排洪、排涝河道。 这个答案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最好的，但在我看来，在当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是唯一可行的。 08、民国及以前的中国，皇权（国家权力）不下县，整个农村在宗族势力和宗法制度的控制下，祠堂中可决人生死（听说过浸猪笼吧）。每个乡镇都有类似红楼梦中那种“护官符”，只是粗俗的多，如“张顶子（官帽）、杨银子、王定子（拳头，指武力）”等等。在除县城周边以外的农村，“乡绅阶层”的权力在和平时期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而山高皇帝远的我们县，甚至县衙都曾因其争斗的影响而迁移过。之所以解放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居然是《婚姻法》并不是共和国有多么同情痴男怨女们，实际上枪口瞄准的是宗法制度，削枝叶断根基（地主阶级）。事实上经过如此大力的清肃，现在有些偏远乡镇，宗族残余势力仍可控制村级选举，甚至影响乡镇选举，但基本只能在法律允许的空间内（如选举）折腾，绝不会有当年的威风了。 当然，宗法制度也好，种姓制度也好，其本质都和地主阶级一样，是依附于自然经济，随着工业文明的长期浸润侵蚀，几十上百年后一定会逐渐消亡，地主阶级也一定会分化，变成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但是，我们等得起吗？ 09、只要你认真研究思考过那个时代后，就会发现，地主阶级对农村土地、财富（农业产出）、劳动力（佃农）的占有，以及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工业化最大的阻碍，并且在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的辅佐下,农村已成为保守和封建思想的大本营，盲目地反对一切变革，如果不消灭地主阶级，连战争也只是死水微澜。所以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只要想较快地工业化，就必须让地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区别无非是手段不同，台湾是赎买，大陆是没收，原因也简单，一个是席卷全国资一岛，有钱；一个是接手战乱灾荒肆虐的烂摊子，没钱。 10、1945-1970年美国对韩国无偿援助总额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总计6.26亿美元。同时韩国还大借外债，如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GDP的一半。 而对中国而言，最大的一次受援（也差不多是唯一一次）就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其中优惠贷款3亿美元+5亿卢布，苏方担负工程项目工作量的70％—80％，设备供应的50％—70％及技术援助和培训。其无偿和超常规部分大概价值也在20-60亿美元。 不计韩国的优惠贷款，两国差不多的无偿受援总额，但以1960年韩国人口2501万，中国人口6亿计算，韩国人均受援176美元，中国不到10美元，如果以国土面积计算，这一差异就更大了。所以美援可以让韩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而“156项工程”只能为我们提供火种。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没有谁有能力（无偿受援金额按中韩人口比例应为1000亿，按中韩国土比例为4000亿美元）、或有意愿（谁也不愿援助出个超级庞大的竞争对手）象援助韩国一样地援助中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西欧16国也“只”获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11、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化学农业、钢铁农业。建国时全国5.4亿人，以人均口粮600斤/年计算，至少要1.6亿吨粮食，但当时只能产1.0亿吨，连基本生存也无法保证。粮食，这个是买不起也不可能依赖外购的，再考虑到人口增长，耕地有限，提高土地单产势在必行，而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化学农业、钢铁农业，于是要化肥要农药要良种要农机……，而其中仅氮肥就至少需1000万吨(折纯)，差不多相当于2012年全世界的尿素交易量(折纯)。所以这个也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的，中国只能立足于自产。但是要建化肥农药厂就要钢铁，就要先建钢铁厂。厂建好了还要原料，要“三酸两碱”，要石油天然气等等……又要建厂。还有运输问题，要建汽车厂，要修铁路公路。原料齐了还要技术工人，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以当年80%的文盲率培训几十万工人也非易事。化肥农药生产出来了还要推广普及使用知识……这样折腾一番下来，化肥产量从0.6万吨（折纯，1949年）上升到869．3万吨（折纯，1978年）再到7432.43万吨(折纯，2012年)，粮食也增长到3.0亿吨（1978年）和5.9亿吨(2012年)。大家累了几十年钱没赚几个居然还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回头一看，工厂已经建了一大堆，技术虽然差了点但所有产业都基本齐全，一不小心已经是美苏以外唯一产业全面成龙配套国家，而如今是拥有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在重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有发达的轻工业。否则，购入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的费用会是国家流血不止的伤口，产业链也会受制于人，只能赚取最微薄的辛苦钱。重工业是轻工业、农业发展的基础。 12、补充下，中国2012年化肥产量7432.43万吨(折纯)，占世界总产量40%。即使这样，每年仍需进口数百万吨（2007年最高，为1100万吨）磷钾肥。 中国这样人口上10亿的大国，一旦工业化进入国际市场后，对市场的挤占效应是极大的。如2012年我们有220项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已经让有些人震惊，但是，只要我们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在至少80%以上的工业领域中国都应该是世界第一！“澡盆中的大象”打个呵欠对小国也是巨浪滔天，所以我们买什么什么涨价，卖什么什么便宜，所以我们命中注定只能全面发展全面建设，产业链上中下游通吃。以后的产业发展也应尽可能以拉动和满足内需为主，什么“两头在外”已不是我们该干的活。 13、中国钢产量1950年61万吨（美国8785万吨的1/140，日本的484万吨的1/8），1978年增长到了3180万吨（美国12432万吨的1/4，日本10211万吨的1/3），再到1997年以10894万吨超过美国（9846）和日本（10455）居世界第一，直至2012年粗钢产量7.16亿吨（美国0.89亿吨、日本1.07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46.3%。人均用钢量超过420kg，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人均300kg的用钢水平和供钢水平。 但是在粗钢蓄积总量这另一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上，完成工业化的美国粗钢蓄积总量71亿吨（人均24吨），日本38亿吨，前苏联56亿吨，2010年中国粗钢蓄积量57.5亿吨，人均仅美国的1/6，如果中美两国维持2012年产量不变，要50年中国在人均粗钢蓄积量上才能和美国持平。 中国钢铁产量用63年从不到世界的0.3%至占世界的近一半。这一过程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苦苦追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任何阶段，我们比所谓的“优等生”日本毫无逊色之处！ 14、在民国这样丰年也仅能维持生存，且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分离的情况下，无论是地主还是佃农都没有提高生产水平的积极性，或者说根本没有提高生产水平的能力，所以民国时的农村，品种退化，良法没推，水利荒废，化肥农药更是没听说过。据说有种“偏方”，佃农在提前得知地主要退佃时，或准备退佃时，就悄悄在田中施用盐或卤水，这样当季可获较高产量，但土壤结构肥力将被严重破坏。 15、农业技术推广是一个关联很多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基本一直在干这个并且评高级职称的论文也是这个所以感触较深。 9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那几年，我们不仅自己要种玉米（观察试验、品比试验、大区示范），还要提着种子走村串户上门去帮忙播种，就算这样有些老顽固仍不愿换种。最终成绩政府总结是杂交玉米推广率80%，我估计为60%。虽然也算成绩斐然，但比起水稻…… 水稻品种民国时以本地“白足鹅”等为主，品种退化严重，单产最高也仅百余公斤。1952年开始引入川大、农大系列，但因山区气候特殊未成功，后陆续引入南特号、洋早谷、珍珠矮、矮脚南特、成都矮8号等，于70年代初本地品种基本全部更换为矮杆品种，单产上升至200公斤以上。此后又引入桂朝2号、泸科3号、广二104等中杆品种替换了矮杆品种。1976年以后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先后引入汕优、岗优、二优系列等100多个品种，规模种植30多个品种，在80年代实现了杂交水稻的普及，并辅以化肥、农膜的推广和耕作制度的改良，单产突破了400公斤，现在耕作水平较高的坝区最高可达600公斤。 不谈化肥、农膜和耕作制度（水田自然免耕、旱育秧、抛秧、预留行等）的推广，仅就品种而言，至我论文完结时间止，全县在50年时间里，规模种植的品种就达到了近80个，这样快的品种更新速度决不可能是侥幸得来的，也不可能在自然经济下实现。事实上现在在工作中仍可深刻感受到当年的农技推广系统的高效和务实，当年留下的农技人员虽然现在都在60以上了，但基本都仍被各乡镇政府返聘就是因为他们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在群众中的声誉。可惜的是，因方向错误的以美国为模板的改革，土地下户后工作难度加大，及其它一些因素，现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际上已全面崩溃，乡镇农服中心的人唯一干的和农业有关的事就是（私人）卖种子农药了，而有些新人是连“小春”是什么都不知道。 写论文查阅资料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土特产”的，其中绝大部分居然是在解放后才由农业部门陆续引入推广或开始规模化商品种植的，如油樟、蚕桑、魔芋、红麻、茶叶、柑桔等等。 16、以中国之大，各地之异，农业生产之落后本就不应只采用一种模式，毛泽东因自己的成功经验，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农民的素质和积极性，脱离实际地去搞“大跃进”，相信人定胜天，试图一夜之间就告别自然经济，结果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并成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因之一。同时因为以国家意志强行“剥夺”农村来建设工业的需要，农村经济陷入了萧条和低速发展。 但即使如此毛泽东时代农村的进步仍不容忽视。如基础教育（村办小学、扫盲班、民办教师，文盲率由80%以上降到不到30%）和基础保健体系（赤脚医生，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的普及。 又如农业水利设施，以我这里为例，在80年以前，以群众投劳为主的方式，建成了30余座小型水库和10余条大型条石堰渠（现仍在使用的），政府投入极少，主要用于必要的炸药等劳动工具。而80年以后就只能是修修补补了，今年时隔30余年后第一次新建水库（小二型），预算2.3亿元，而且至今半年了连征地工作都还没完成！ 再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你知道袁隆平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吗？是始于五六十年代，盛于七十年代30多万人次参加的“南繁”，杂交水稻只是这一措施的成果之一，而且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已在全国所有适宜地区全面推广。对比印度，自93年起至今已近20年，推广面积仍仅有5%。 17、农民也许易于满足，也许眼界不开阔，但却是极现实和精明的，如果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缓慢改善，你真以为用几句口号就忽悠几亿农民几十年？民国时我这里是如果某年土匪没进县城就要称太平盛世，过年能吃白米饭就是小康，地主家也在流传“毛毛雨打湿衣裳、豆腐菜吃败家产”。解放后大兴水利、农业技术推广提高了生产水平，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提高了生活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化肥、农药、甚至电灯、农机等也开始进入农村，日子确实艰苦但最穷的人家全年都能吃饱包谷粑了，这就是进步。当年的“农二哥”也不仅仅是调侃，农民中有能力者的上升通道也是较畅通的，据说当年县革委主任上任惯例是在半年内要把全县60多个公社全走遍，到了八十年代乡镇领导中还有不少是出身普通社员的，还有县长带着包谷粑翻山越岭走了半个县，那时可是真正的用双脚走！那个年代确实有“人治”下的种种弊端是事实，但干群关系远好于现在也是事实。 以农民的现实和精明，至今仍在张贴 像（我估算至少仍有2/3以上），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8、不过进入七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20多年的生产生活条件的缓慢改善后，在相继满足吃饱包谷粑、吃饱大米饭的愿望之后大家又想吃肉了。极度压制消费和强行“剥夺”农村来建设工业已难以为继，群众要求生活有更大的提高。所以重工业基础基本奠定后，轻工业也必须提上日程了，同时在解决粮食问题后农村还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于是改革开放也就势在必行。 如果说印度和中国比较，是少了个毛泽东；那么苏联和中国比较，就是少了个邓小平。 19、但在现在看来，我认为一刀切的“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是失败的，人民公社当时应该进行的是制度和管理方式改革，弱化管理、“剥夺”功能，变成莫沙夫式的服务型组织，提供农业技术、教育、医疗、农资、农产销售等服务（局部确不适宜地区除外），而不是全国一刀切地解体。 事实上，八十年代农业增产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良种、化肥、农药、农膜等），联产承包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并没有官方所称那么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负作用。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 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保障了乡镇企业和合资外资企业对非文盲的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从这个角度似乎人民公社又必须解体才行？）。 据说在刚包产到户时，农民确实积极性很高，稻田在集体生产时只两犁两耙，下户后有人三犁三耙甚至四犁四耙，结果反而破坏土壤结构减了产。更令人痛心的是开始了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机、水利等设施的破坏，如提灌站、机井等，损失最大的是一条惠及4个乡镇的条石大堰完全废弃。而且生态破坏最为严重的实际上也是那两年，农民将分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卖掉成了普遍现象。 20、现在农产品的高毒高残农药违规使用的问题实际上也和现在农业小户经营的格局有很大的关系。植保上一直在提“农业综合防治”，提倡“科学地协调农业防治、化学防制、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简便、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杂草危害的目的”想法是很好，技术上也可行，但是实现不了。不提调节作物的播、植期等“大动作”，就如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等小措施，安全、廉价、效果好，但效果面积至少也是数百亩就决定了这些技术现在不可能在政府公益行为以外应用。 化肥和农药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和重金属残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待续 （讨论：@春过雪消 48楼 2013-10-20 20:28:46 化纤的工业化生产解决了穿衣问题确实是我遗漏了的，四川就有很大的棉花种植面积转为了经济作物用地。） 21、我一直认为，与人民公社相似或稍松散的组织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最利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钱少的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利于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可惜因生产水平和种种因素的限制，毛泽东失败了。现在农村要修建维护水利等基建，那怕只一条小小的堰渠，其麻烦和困难没亲自干过的人是不能想象的，我去年就见证过一条可惠及59户200余亩土地的水渠因4户人不愿干最终取消的事。所以事实上在毛之后，农村的水利工程就总体而言是逐步失效破败的30年，成系统的机井灌渠渡槽提灌站在小户经营的格局下所剩无几，尤其是南方。幸而近来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加大了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力度，但“成系统”和“小户经营”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现在搞农村水利工程有一个“潜规则”，不新建只整治，确实农户急需、积极性高的，只要农户先把基础清出来就可以算整治，其主要原因就是回避土地占用和协调问题。 22、最终中国历经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最终形成了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使用权实质上属私人的土地制度，这样的制度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但是对国家的综合发展是有利的。 因为这样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建设中占用土地的成本，这在缺乏工业建设原始资金的我国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农民成为自耕农的愿望，同时避免了土地的重新兼并。最为重要的是，有了土地，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就有了凭籍，所以中国会有“民工潮”，潮来潮去，大部分民工无论成败，其始终是和土地相联系的，有土地农业收入为最后备选和底线，在心理上就有退路的，避免了印度那样以百万计失去土地的农民滞留于孟买贫民区的情况，又有利于资金、信息、技术向农村转移。不过，这绝不是说我国就已经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的问题，只是我们有了相对印度更宽裕的时间。 23、这里我一再说现在是“小户经营”，需要澄清一下，现在的“小户经营”并不等同于自然经济中的小农经济。经过几十年对农村的改造，事实上除了极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世外桃源。即使是象我这里这样的深山中，在1978年交通仍极为不便时，笋干、油樟、蚕桑、魔芋、红麻、茶叶、桐子、棬子、柑桔、木材等“土特产”商品产出就已从基本为零增长到占农业产值的一半左右，并且除笋干、魔芋、茶叶、柑桔有少量本县消费外全部外调。之后因科技的进步，九十年代初起就一直在提的因应市场变化的农业结构调整等等，除桐、棬、蚕桑、木材产出萎缩或消失外，“土特产”行列中又增加了烟草和核桃、葡萄、枇杷、梨等水果，及金银花等中药材，产值占农业产值比例一直稳步上升。再考虑到曾建立到每个公社的供销社和众人声讨的“工农剪刀差”的存在，高达7000万吨的化肥（折纯）、300万吨的农药原药、1250万吨的种子产销量，证明1949年以后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已被纳入全国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中，而现在的“小户经营”虽然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也已不同于民国时地主+佃农时的自然经济经营模式了。 但是，从长远看，中国农业的出路只能是集约化、机械化、商品化的农场生产，组织方式可以是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合作社（公司+农户、协会+农户）等多种方式，规模则因应各地条件不同在100（南方）~10000亩（东北平原）不等。 24、随便谈谈我的老师，也许区区中专学历和站股长头衔完全不入某些人的法眼，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量绝对是全局之冠，现在马上要退休了还在自学CAD，所以我一直视之为师。 他父兄弟都是普通农民，原籍仁寿，“61、2年”因粮食问题迁到我县一偏远乡镇上，自己高中毕业后当了5年社员，因有文化，提过建议也发过“扁”言。期间因胃病在市医院切掉了3/4个胃，由于没钱是队上开了个证明就动了手术，钱是过了一年多才去交的。后来上了农校的“社来社去”班，幸运的是毕业后因单位急需补充技术力量他们那批全分配了工作。 可能是因太忙了没空发牢骚，所以他发的几次“扁”言我印象比较深。如“几个一号文件不如老毛一个指示”，“以前干部是往下跑，现在干部是往上跑”，“有些农艺师还不如当年农民农技员有用，靠他们杂交水稻30年都不一定能推开”“公务员是办‘公’的，事业人员是做‘事’的”…… 25、当年我刚上班，老师就告诫我们要“干得、说得、走得、吃得、睡得”，干得就是农活和所推广的技术要会干；说得就是能和农民深入浅出地解释清楚；走得是因为那时交通不便，走上一两天是常事；吃得和睡得都是能在条件差的农户家住下来的先决条件。出身县城从没干过农活的我自认为很快就做到了。 而现在新来的……听到过两句“经典”：“1、没车？没车下什么乡啊！2、我从没有加班的习惯。”当时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平时更是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小事不屑做，大事不敢让他做，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JY”吧。 本文纯属个人胡思乱想，如有异议，欢迎理性讨论。 ============================================= 26、说个趣事，因所从事工作原因，我们一两个人下乡时无论干什么很受欢迎，但大队人马时的待遇就取决于我们是去做什么了。如果是农技推广方面的事，没说的，腊肉、鸡、鱼，甚至会专程上街买肉，高山新鲜菜更是吃不了兜着走；如果收农税提留，粗茶淡饭是可以有的；如果是计划生育，多说几句话都不容易。在2000年以前在乡上协助这项工作时，曾多次晚上回乡政府后才中午、下午饭一起吃。 ╮(╯▽╰)╭太现实了…… 27、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2000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就基本只能以上户口、上学、涉农补贴福利等手段来“要胁”超生户完清罚款，强制性节育手段现在因法制日益健全和农民维权意识高涨根本不可能象8、90年代一样，上门“服务”、刮宫引产、拆房牵牛，所以实际上就成了交钱就可以生。在所有涉农部门农、林、水、交等等都在给农民送钱时，却只有计生部门还在从农民手中收钱，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能不能换个思路，结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改“罚”款为“发”款，对60岁以上农村老人如是独生子女的，养老金待遇标准比普通人提高一倍，无子女的再提高一倍？同时健全农村福利院（养老院）制度，至少是部分解除后顾之忧？ 28、也许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吧，当年协助计生时，每次都会遇到几个暴力镜头，吵架更是不计其数，90年代时还为此发生了两次围攻乡政府事件。而民国时，为抗粮和抗捐（大烟捐）也曾有两次农民围县城事件。所以我一直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没谁扯旗上山造反四川就饿死了1/7人口的事，至于什么山区比平原死人更多就更纯属瞎扯了，说这话的人一定不知道山上有多少可以吃的山货，也不知道高山的实际耕地面积远大于农经报表耕地面积（计税面积），甚至可以达到计税面积的3倍以上。 29、当然，现在都是文明人聪明人了，大家都会用法律作武器了，上诉、申诉、上访……有个熟悉的农民，因违法建筑被强拆，先告国土局，再告县政府，屡战屡败，久病成医，现在已经成“无证律师”了，专门代理农村诉讼，虽然没证所有材料都要用别人的证件名字，但生意还不错。当然真正的大杀器还是……上访。只要你有时间有精力有体力，家里没人在政府领工资，现行的这个半法制半人治的情况下，上访还真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乎县以上的各级政府都围满了上访群众和围观群众，为合理合法、合理但不合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权益而抗争…… 30、所以农业执法是我曾干过的工作中我最不愿干的，每次出检验报告或上街搞农资市场检查时，领队叮嘱最多的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再告诫“签字时不管谁怎么说，一定要想想责任你担得起吗？除非……拿红头文件来”。说实话，基层执法真的不是人干的活，我是干了3年多终于解脱出来了，“宁愿跑田坎也不转街”。 就如种子吧，这东西太特殊了，品种无法肉眼识别，纯度、真实性等指标无法快速检测，种植区域和技术也有要求（如高山矮山品种不同），伪劣产品的危害具有滞后性（种出来才能知道）和扩大性（价值1万元种子就可造成数百万元数百农户的损失）的特点。严格查吧，一转眼就可以围上七姑八婆“小本经营”啊“封好的是种子，拆散就不是了？”“我这种子就是高山矮山都能种，绝对没问题”“拿得（扦样）太多”“农民自己不想要票”……，想象一下十多个唐僧围着你的恐怖场景吧，而且稍不注意说错一个字就可能吵架、打架、投诉甚至上访。而现在有个奇怪的倾向，似乎被执法的、被强拆的，闹腾得凶的就一定是弱势群体，就一定是冤屈的。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一旦出现上访，就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但不查的话……那就只能天天拜菩萨了，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尤其种子问题必定就是大规模群休事件，一旦认定是你的责任，进班房概率接近100%。 这几天要下乡，要耽搁下。 ======================= 31、随便谈谈乡村民主。现在村集体的重大事项基本都是通过“一事一议”解决，但是其基础——村级选举却仍有须改良的地方。 怎么说呢，对我们这样跑田坎的工作人员来说，是真心希望所有的村级选举都能民主、顺利地选举出有号召力、有能力、私心不是太重的村组干部。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农民送钱，兴建田、水、路等各种基础设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是在现在这种小户经营的格局下，有时真的是送钱都送不出去。君子不患贫而患不均,古人讲这句话实在太有哲理了。原本太平无事的地方，只要项目一开工就沸反盈天，你多了他少了凭什么要占我三寸地他还曾经差过我……陈谷子烂芝麻鸡毛蒜皮的事全翻出来。在村组干部得力的地方，问题都能很快协调解决，工程质量也能得到保障（村干部天天守在工地上比任何监理都管事），不谈什么高调，能顺利交差就是我的心愿。但有些村组干部就不同了，顺便修条小路打个地坝都是小事，麻烦的是要强行分包工程，远亲近友人人均沾，偏偏质量又过不了关，修路路陷，建渠渠塌；可不让他分包他就能召唤一大堆人来以遗留问题、土地占用问题等等，“合理合法”地阻工…… 最关键的是这样的村干部都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连乡镇政府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扣工资？那点小钱无所谓，撤职？重新选举七八成还是他；因为远亲近友就是一大堆，再以团结的少数对分散的多数，或一言蔽之：宗族残余势力。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民主选举出的村干部都是这样，也有很大部分选举出的村干部是能为群众办事的。但是，在这种宗族残余势力影响仍然较大的偏远山区农村，应该如何改良选举方式？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却毫无头绪。 32、现在农村很容易分辨那些住房是什么时间修建的，在90年代初及以前是木板墙、夯土墙、块石墙、条石墙的瓦房，多为平房，少数为木楼板的2层楼房。页岩砖厂兴起后，新建的就主要是砖混结构的平房和2、3层的楼房，后者较多。2000年以后，就基本都是2、3层的砖混楼房了，并且开始注意外观及附属设施（如独立厨、卫），但通常只在正面贴瓷砖。2008年前后，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在外找来设计图纸建造造型美观全贴瓷砖的“小别墅”了。而现在草房、土墙房什么的即便是极偏远的乡村也极少见了。2011年我看到了我们县第一栋别墅（注意没有引号）！据说造价上百万，是一在广东的前打工仔现汽修老板建的。 33、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些人对我们的发展和进步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片黑暗，农村是民不聊生，到处只有强拆欺压，未来毫无希望……这些人到过农村吗？在我这里，70年前，山民每年因匪患要死二、三十人；而现在，每年因在山路上飙车要死二、三十人。50年前，为解决粮食问题只能毁林开荒；而现在是退耕还林、生态工程。30年前包谷粑是难吃却不得不吃的裹腹口粮：而现在，是宴席上的点心。10年前，能有独立干净的猪圈来解决五谷轮回问题已经是讲究人家；而现在，大多有了砌瓷砖的卫生间…… 34、农村在近2、30年的发展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一问题，就是现在农村建设资金主要是外来资金，除政府投入资金就是打工汇款（壮劳力80%在外打工），本地产出（含农业和工业）我估计不到30%。听一个乡邮政储蓄的朋友说，他那个1万人口的小乡，每年他经手的汇款至少都在百万以上。好的一面是说明总的来说城乡间资金流向是正确、良性的，不好的一面是农业产出效率太低，自我发展能力太差。 中国“三农”的增长和好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被动的增长，主要是源于工业及其它产业增长的增长。 35、所以现在农村修建水利设施并不积极，修路却比较容易。80年代以前偏远山村到县城要走两三天，在干线公路基本成网后，90年代后期兴起了修路热潮，在政府每公里补助1-3万元以外，每户须集资数千甚至上万元，在丛山峻岭之间居然实现了半数以上的村通公路，虽然线形坡度路况等足以让每个平原来的人都摒弃坐车这种不环保的行为，选择步行欣赏山林风光。2005年以后，修路热潮在政府提高补助（4.5米宽水泥路补助35万/公里）后继续漫延，不仅全县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而且利用烟水配套、土地整理、村通工程等项目，有30%的村升级成了水泥路。不仅听到一个人感慨，而且我也感慨过，10多年前做梦也没想到能坐车下乡（当年最奢侈的愿望就是能骑马下乡）！ 36、乡村道路通达后，加上“汽车下乡”政策，“小四轮”、“面包车”、摩托车数量大增，前者用于乡村货运，中者用于乡村客运，后者主要是私人交通，也有跑“摩的”的。乡村公路沿线农户八成以上购置了这三种之一，甚至之二。但对于摩托车，这种农村数量最多的交通工具（全县含黑户估计有3~5万辆），我们的评价是“三快”：学得快、跑得快、死得快。“飙车党”并不是城市的专利，乡村也有。那些十多二十来岁的“玩得就是心跳”，不知天高地厚，在七弯八拐的乡村山路上也是轰足油门，轰鸣音乐呼啸而去，就象JY奔向冥煮……全县每年至少因此要死2、30个人。 37、事实上现在的农村绝没有某些人想象或描写的那样悲情。对于踏实肯学肯干的人，即使不到沿海打工，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搞点副业，只要运气不是太差，一年找个三、五、十万并不是很难。在95年时就有家杨姓农户种葡萄年入5万（当年我工资才300，现在也不到3000），当时乡农技站想聘请他为农民农技员因嫌工资太低没干成。而现在我老婆老家的邻居，老两口在家种点金银花等中药材，加上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退耕还林补贴等，加上生活节俭，每年都能存3万以上。就算在小县城，打小工做清洁也能挣百多块钱一天，技术工（电工、木工、维修工等）更是2、300一天。 对于在这个时代若非病非灾致贫的，“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虽然偏激，但也有一定道理。 38、说点题外话，也许是田坎跑多了，OUT了，真搞不明白现在的网络，连陈水总这样丧心病狂的人也有人去捧，真的是疯了。 才看到两张账单，一张是住房装修时的电工，因是简装前后累计最多就三个工天吧，账单上材料费合计786元，人工费800元；另一张是项目上的结账单，80多米长安全防护砖墙（1.2米高的二四墙），材料费（砖、沙、水泥）5536，一个大工带三小工7天工资4500。 曾听一职中的朋友感叹，现在他们的学生出来工资最高的是汽修专业，只要肯学肯干，毕业三年后每月拿5000到1万很常见。可偏偏这个专业愿意学的学生最少，每年都只能开一个班（烹饪等能开十多二十个班），而且最终能坚持下来学到手艺的通常只有十多个人，原因就是怕脏怕累。 在网上怨气冲天的人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的失败（甚至根本称不上失败）究竟有多少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有多少是因为自己！事实上现在草根农民从修鞋、装修、汽修、收废品、家电维修、卖早点、糕点、盒饭等一步步起家，在重庆成都站稳脚并不是新闻，白手起家在市上买了房子我亲戚中就有好几个。 还是那句话：同样的草原，蜜蜂看见鲜花，秃鹫看见腐尸，智者看见一切。这个时代不是最理想最好的时代，他有太多的缺陷、错误和肮脏，但绝不是一个坏时代，只要你不总是宅在家里，走出去痛快淋漓地流几次汗、几次泪，坚持，就一定会有回报。 39、我认为城乡差异真正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不公平。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精英教育固然应该搞，但基础教育更是绝不容忽视！而教育公平更是一切公平的基础和缩小城乡差别的保障。 撤并村小实际上是现在应对村小因交通不便条件艰苦造成的老师缺乏，学生随父母进城就学造成的生源缺乏的“双缺”学校的政策。但是这一表面两全其美的政策却是对余下的学生是不公平的！四川农村主要是散居而非聚居，所以每撤并一个村小，就意味着数十名小学生必须走1小时以上的山路才能上学，如果雨雪泥泞，个别学生甚至要走2小时以上，往返共将有4个小时在途中！不要说路途中对小学生可能的危险，仅仅每天走如此远的路对于我这样跑惯田坎的成年人也不是易事，也就根本上谈不上教学质量了。所以每次看到跋涉在烈日暴雨中的农村小学生真的心里不是个滋味。 翻了下县志，看到全县历年小学数为1949年115所，1958年227所，1962年143所，1976年361所，1985年276所。而近年全县又撤并了20多个村小，比最多时的1976年减少了30%。 其实因交通不便条件艰苦造成的老师缺乏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偏远山区补助的方式来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对通班车的村小增加补助500元/月，通公路但无班车的村小增加补助1000元/月，不通公路的村小增加补助1500元/月？生源缺乏更不应是撤并村小的理由，有10名学生以上的村小就应保留。在我看来，撤并村小确实是为了省一点小钱却酿成了破坏基础教育和教育公平的大害！ 算了下，平均每月工资外再加一千元，全国村小教师大约500多万人，每年600亿虽然不是小数但与2012年全国教育支出21165亿相比，应该还是可以挤得出的。 要保证我国的文盲率在5%以下并能逐年下降，停止撤并村小、提高艰苦偏远山区老师补助，同时在农村学校普及免费午餐和借宿制初中已是刻不容缓。 40、此外，现在同样在破坏基础教育和教育公平的政策还有正在推广的小学英语教育。 县城的小学从四年级已经在教英语了，但是，我所知道的省内没有任何一所农村小学在开设英语课。那么待农村和城内的小学生上同一中学后，老师该如何来教他们？基本上是必然的就是分班，而且由于农村孩子没有英语基础基本上不可能进入“快班”，甚至只能专门编班，那么后果就将是必然的会是城乡孩子的隔离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可以预见十年后清华北大等名校将不会有农村孩子。 有必要这样重视英语吗？ 41、“新农合”确实是“赤脚医生”制度瓦解后填补农村公共医疗机制真空的有效手段。现在基层反映最多的是三个问题，1、报销手续麻烦，2、报销药品价格虚高，3、对重大疾病的覆盖面和报销比例仍嫌偏低。这些我感觉确需通过技术、制度等方面予以改善，避免群众因病返贫。但另一方面，“价格虚高”问题，例如：7元的药卖10元，报销30%，最终农民还是出7元。这里虽然报销的3元钱被医生拿走了而不是农民得到实惠，但是这也是提高了医生的补助，而现在而今眼目下，也只有提高了医生的补助才能真正实现普及农村基础医疗，尤其是偏远地区。没有“新农合”的时候，稍偏远点的村卫生室（50%以上）都是无人无药名存实亡，而现在全县所有村基本都有了卫生室，尽管医生水平良莠不齐，但至少也是卫校生，总比没有好吧。 42、有时网络上吵得天晕地暗的问题根本就是伪问题，如校车问题。在我看来，能严格规范学校接送车辆和驾驶员不超载不违章就好了，校车标准制定得很高表面是为学生着想，但实际上造成了农村学校买不起用不起校车（不仅是因为钱，而且还有山区道路的限制），学生只能走路上学，造成了更多不安全隐患。脱离实际的爱护有时就是伤害。 43、对众说纷纭的小城镇建设问题，个人认为是好事。实际上在农村，因为教育、医疗、水源、环境、退耕还林、地灾避险，及经济来源多样化等因素，农房从高山，从交通不便的地方向公路沿线和集镇迁建本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上前年在老婆家（海拔约800米的山上，屋后就是原始森林）过年时随便问了下，亲友中计划或已经搬到山下坝子的竟有一半以上！但这种村民自发的迁建始终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如土地、供水、供电、排污、入户交通、文卫附属服务设施等等，导致有很大部分迁建计划只能是计划。所以如果政府能从中予以规划、引导、协调，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农户（迁建）、政府（政绩）、建筑商（赚钱）、周边（发展）“四赢”是完全可能的。 44、前述问题中，村民自发迁建实际上最难以解决是土地问题，不仅有土地的供求、价格因素，还有法律因素。因农村土地属集体（组或村）所有，所以村民不允许跨组（或村）建房。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政策确已经到了不修改不行的地步了，曾经我一朋友要办茶叶加工厂，我帮他到国土局问了下，结果一起讨论了半天结论却是没办法！首先不在规划区（因谁也不会想到在大山里规划用地），其次茶叶加工厂不是设施农用地，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成本太高……农产品加工本小利薄，却又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必不可少的一环，土地管理政策应对此有所放宽促进才是。 45、虽然平时我们也常聚在一起骂农业不受重视，干农业工作既没有政治前途也没有经济前途……但公平地说国家对“三农”的重视也不完全只是喊口号，从农税提留全免到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退耕还林补贴、农村医保、养老保险，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从无到有并在逐年增加。每年我这样的山区贫困县全县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通常都在5000万以上，其中有农业局的农综和标准农田、测土配方，水务的水保和小农水、烟草的烟水路配套、交通的村通工程，国土则是以耕地占补平衡的名义强制性地把一部分城市和工业建设资金（通过耕地开垦费、土地出让金等）转移到农村搞土地整理项目……但是，农村有很多政策，如计生、土地承包、土地管理、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村组干部选举管理等等，确实必须在谨慎出台、周全考虑、立足长远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了。 46、很烦某些人动不动就拿“中国人的素质”说事，中国人的素质的确不是完美的，需要学习和提高，但是那些高贵冷艳的指责者们是否也应多一些宽容？我们不“比烂”，不说那些外国人也在干的“低素质的事”，就说我们确实要学习和提高的： a、某些素质问题实际是农业农村生活习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快造成的冲突，仓禀足方能知礼仪，穷苦了几十年初见美食吃像难免有点难看，刚建了独立卫生间的人不会用抽水马桶也正常，在田间地头吐痰无伤大雅，但在街头却是……这些只是需要适应和融合的时间而已。 b、面对这样的情况，微笑着上去提醒一下方是真正的文明人，对乡下穷亲戚掩鼻而过居高临下的指责者才是真正素质低。 c、还有些指责纯粹出于偏见，我可以理解法国人吃肥鹅肝是文化不是残忍，却不明白中国人吃狗肉怎么就和低素质扯得上了关系？那些因此指责中国人的“高素质”先去看看《海豚湾》吧，日本人的高尚、善良、无私、环保、责任、诚信……在影片中充分展现无遗！ 47、也算和“天涯”有缘，前面提到的“南繁”我也参加过两次（95、96），就住在撞机事件的陵水机场旁，天天都看见歼八从头上飞过（说不定其中就有王伟）。个人认为天涯海角的风景远不如英州（猴岛附近人迹罕见的一处海滩）。 我们这里形容人懒有个说法“懒到烧蛇吃”，后来我们发现在海南得改一下，海南人是“晒蛇吃”。有两个意思，1、海南人太懒，蛇都不愿烧，我房东天天就泡茶馆，农活家务全是老婆干，叫他一起下田他说男人下田腰要痛……三季稻产量之和还不如四川一季的产量，这个应该和当地人历史以来男渔女耕的分工有关吧。2、海南条件太好，蛇都不用烧，光热资源充足，晒晒就能吃了，6、70年代建成的陵爱割割库及配套渠系又实现了自流灌溉，要找钱真的是太容易了，仅房东老婆在院子里种的槟榔一年就能卖好几千，当时的反季瓜菜就制造了一大批百万富翁。 48、粗略算了下，四川正常年景无严重病虫害的情况，一亩水稻可收获稻谷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价约1500元~2000元，须投入种子、化肥、农药钱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个（秧田播种管理2~3个，作田栽秧3~4个，管理3~4个，收晒运贮等3~5个）市价80~100元/工.天。以上数据全部以中值计算，如果是全部雇佣人工的极端情况下，一亩水稻纯利润仅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气候原因如果种小麦是倒亏），一亩粮食一年的纯利润也不过5、600元。虽然实际上农忙时基本都是亲友间换工，雇佣人工很少，使用农机也可以节约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种粮补贴等补贴（合计约100元/亩），种粮的利润仍非常低，再加上规模有限（我这里能有3亩以上水田的农户很少），仅靠种粮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存在大量耕地弃粮改种经作果木甚至丢荒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 由于种粮补贴等补贴事实上是按承包地面积而非按实际种粮面积发放，弃粮改种经作果木甚至丢荒后种粮补贴仍照领不误，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实际作用相当有限，所以，促进土地流转在适宜地区实现规模农业和粮食提价以保障粮食安全，让粮农能分享“改革红利”已势在必行。 没到东北华北等粮食产区看过，从我这里农村情况来看，个人意见，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应在五年内逐步上调一倍，达到稻5元/公斤、麦4.5元/公斤以上。 当然这一调整应有相应社会保障措施配套同步（尤其是针对城市贫民）方不致好心办坏事。 49、我反对土地私有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 土地公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农民人人有地种,“有了土地，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就有了凭籍，所以中国会有“民工潮”，潮来潮去，大部分民工无论成败，其始终是和土地相联系的，有土地农业收入为最后备选和底线，在心理上就有退路的，避免了印度那样以百万计失去土地的农民滞留于孟买贫民区的情况，又有利于资金、信息、技术向农村转移。” A、在象我国这样社会保障制度还极不完善（或无力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有土地农业收入为最后备选和底线”对进城农民是极为重要的保障，虽然这个保障有时还被看成累赘。 近年，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考虑到城乡生育率的差异，也就是说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内，至少有1.4亿农民被城市吸纳，平均每年约1555万人，虽然他们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低保、社会救助、住房保障……但是，没有形成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的贫民窟。 另一方面，据世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印度1991-2005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21%,累计提高2.98%，新增城市人口9127万人。在1991年至2005年的15年内，最多有0.8亿农民被城市吸纳，平均每年约533万人，仅为中国的1/3多。但据《印度时报》的报道表明，截至2011年底，全印度城市贫民窟人口预计达到9306万人，印度城市贫民窟人口近10年增加了1780万人，平均每年约178万人。也就是说印度被城市吸纳的农民有1/3只能进入平均每81人，甚至每273人共用一个厕所的贫民窟。 可以这样说，因为有土地，中国农民进城绝大数是有准备有选择有退路，而印度的失地农民是没有准备、选择和退路的，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防波堤，把洪水归入河道，为我们争取时间从容应对。 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就必然导致土地的兼并集中，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地，使汹涌而来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更凶更猛更高！ 《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2000万“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2万亿元，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而土地私有化后进城农民数量很轻易就可以达到2000万人/年以上！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均GDP4000美元的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最多十年)建立起9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 在未把农民全面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前，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 事实上，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已体现出来，企业的倒闭停工在中国引发的是农民工大规模返乡而不是大规模骚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直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左右，加上其它因素，至少有0.8亿人回到乡村重新务农。想象一下这0.8亿失业农民工无家可归滞留于城市的情景吧。 B、因土地而引起的“资金、信息、技术向农村转移”的积极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在第34、35中我就谈到了这点。而早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扶贫协商小组”发布的报告就指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民工汇款总额达300亿美元以上（另有认为达到3300亿人民币）。在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据相关论文，印度西北部的12个村庄，外出农民工汇款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0.1%至39%不等，平均为6.5%，印度东部农村为0%至8.4%不等，平均为1.3% ，其他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几内亚、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均如此(周红云，1996：37；康内尔，1976：96)。但是中国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钱。从汇款的比例看，将自己收入的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农民工汇款占收到汇款家庭的总收入的20%至50%。中外如此大的悬殊我认为并不能仅仅用“家庭观念”来解释。 人人有地，保留土地这一“脐带”，不仅让部分不能适应城市的农民有退路，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也让部分农民在城市收获了资金和经验后有了返乡“更上一层楼”的阶梯，让中国有了用“城镇化”代替“城市化”的可能性。 C、土地私有化好处多是臆想出来的。 例如@松鹤翔《土地私有化的十大好处》，实际上全建立在几个假设上：土地私有化后，城市剩余资本将大规模流向农村投资，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由此引起的爆发式的农民进城洪流可以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解决。真是这样吗？ a、土地私有化并不能促进城市剩余资本流向农村。 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在农业收益率远远低于工商业（参考48），连欧美也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的扶持补贴，城市剩余资本到农村来干什么？ 办工厂？遍地开花路水电齐备的工业园区且不更好？ 房地产？恐怕也只有城市周边会有房地产资本大规模流入吧，而且这对“三农”发展又有什么意义？能吸纳多少劳动力？ b、土地私有化并不能提高产量 有人以中美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来证明土地私有化后粮食产量可以有极大的提高，证明土地兼并后粮食仍然有保障。殊不知，早在1996-1998年期间，中国每公顷谷物产量就已达到4821公斤(2011年达到5166公斤)，同期美国为5380公斤，世界平均水平为2022公斤。考虑到中国因面积窘迫导致大量劣质耕地未能退耕和轮休，和美国相比，我们的单位土地生产率并不差，差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样的高产，美国是人少地多钱多的资本密集型农业，中国是人多地少钱少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每个农场平均176公顷的面积、<2个的劳动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美国农业模式从来都不可能是中国的学习范本。 c、有人鼓吹“土地私有化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如果仅仅明确产权就可以确保农民利益，那么如何解释城市同样有因拆迁问题引发的被打、自焚和强拆？市民的房屋产权是非常明确的，为什么也发生权利被侵占的现象？ 农村和城市因土地出了同样的问题，背后的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土地所有制形式，而应该先从法律层面强化保障产权（包括土地使用权），规范征地程序（尤其是强制征收的启动条件和程序），提高征地补偿金额和改善补偿方式。否则农民获得土地产权以后也未必能把土地卖出个好价钱。在强势集团面前，农民仍然是弱者。在不均衡的博弈之下，一定是弱者吃亏。而且，因为土地从集体所有分散为个人所有，个体的农民将比以往更加孤立无助，更加势单力薄。 保护农民合法利益不依靠法制的健全完善而去期望“土地私有化”纯粹是缘木求鱼。 d、还有人鼓吹“土地一旦私有化，房价就会下降” 说这话的人听说过“钉子户”吗？法制尚未健全完善（尤其是强制征收的启动条件和程序）时，土地私有化后“钉子户”特别是有背景的“钉子户”更是无法解决的大麻烦。所以土地一旦私有化，房地产开发（包括各种公益性质的基础建设）成本只会更高。 另一方面，现在卖地的钱在政府的手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直接将钱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多多少少还要搞些民生，搞些公共建设。要是这笔钱全进了近郊少数农民的手里，除了会产生一批暴发户之外，对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应主张和监督政府将卖地的钱拿出来给全体国民（主要是农民）搞福利保障和基础建设，而不是让进城农民和市民出更多的钱去造就一批暴发户。 e、更有声称“土地私有化可以促进消费” 但是，除了城郊的那批暴发户以外，对绝大部分农民而言，首先，卖地的钱是一次性的；其次，除城市近郊以外，农村土地能卖多少钱？再次，农民卖地后就只能在城市生活，卖地款能买几个平方城市住房？促进消费，真不知这话是从何说起。 农民缺的是福利保障和发展机会，而不是卖地的一次性的几万元。个人认为因建设需要收回农民的土地时，应由国家应该用福利保障去交换，而不是一次性现金买卖。 f、农业规模化并不是必须以土地私有化为前提。 我国明确规定：农业用地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即使在美国，农场主经营的土地也有多种来源，土地完全属于自己的只有25.6%；公司持有、合股持有、合作（协议）经营、租用或部分租用别人的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达到70%以上。 治大国若烹小鲜，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应充分权衡利弊，反复斟酌优劣，预备应对预案。凭空臆想一大堆好处，却对土地私有化可能的后果不置一辞，无任何对策，这样为国建言为改革献策，如果没有利益集团背景的话，这人的智商可和当年向王安石献策“決梁山泊可得良田万顷”的“谋士”相媲美了。 综上所述，基于中国这种劳力多、耕地少、资金少，十多亿人吃饭，城市化压力极大的国情，我反对土地私有化。 49补充、前面也提过，我一直认为，与人民公社相似或稍松散的组织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最利于建国初的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利于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而当前的农村，出路只能是集约化、机械化、商品化的农场生产，组织方式可以是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合作社（公司+农户、协会+农户）等多种方式，农场规模则因应各地条件不同在100（南方）~10000亩（东北平原）不等。 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在除东北西北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农场规模均不应太大，应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组建中小农场，以合作社（或农协）协调和服务农场和自耕农户，要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应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提高产量，牺牲效率，多安置人口。和美国农业模式相比较，荷兰和日本这种人多地少的国家对中国更有参考价值。美国农业唯一值得学习的是政策方面，即农业保险补贴、谷物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 50、虽然我是学农学的，但原并不打算就转基因问题发言，因为这一问题的专业性远大于社会性，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就来谈论就象某些语言学专家来谈论农业问题一样，只能让人笑掉大牙。不过后来看到连扫大街的也在谈转基因了……好吧，好歹我至少是专业相关吧 ╮(╯▽╰)╭ a、所谓这一问题的专业性远大于社会性，说白了，就是所有大规模推广的农业技术都有风险和危害，但是只要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和危害，吃饭都可能噎死，就连杂交水稻的推广也造成大量地方水稻品种消失。为在发展和风险中取得平衡，所以，对所有将大规模推广的农业技术必须科学评估风险和危害的大小。如果风险和危害在可控和可承受范围内，就可以推广，否则就禁用。以农药为例，前者如氧乐果，后者如六六六。而这一阀值应由专业研究的专家来科学、审慎地确定，而不是半吊子的“公知”和民粹主义的“民意”。 b、就我个人非专业的意见（仅供参考），某些对转基因的担忧确实是过于杞人忧天了，其实，人类一直都在吃“基因”，而我们吃的辣椒、洋葱、韭菜、大蒜等都可以直接取汁做农药，兼有触杀、胃毒、熏杀功效，能杀死蚜虫、红黄蜘蛛、三化螟、地老虎等害虫。 c、BT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问题，主要并不是食品安全，而是它们的基因扩散（同种或同属植物内）和对毒杀对象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从而产生的对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d、我反对在粮油农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外国种子（尤其外国转基因种子），对先锋、孟山都、先正达等公司在中国的活动也不能听之任之，资本家不是慈善家。甚至对基因种质资源的引入利用也要抱审慎的态度，一定要做到品种自研，种子自产，基因来源多样化。这里不是谈什么美帝阴谋论，仅仅垄断利润的诱惑就足以酿成悲剧了。例如1970年美国就由于推广T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配制的杂交种，基因来源单一造成玉米小斑病大流行，直接损失超过10亿美元。同等规模的损失即使在今天，对中国农民也是灭顶之灾！ e、经无利益集团背景的专家科学、审慎地确定风险和危害在可控和可承受范围内（尤其是作为口粮的稻、麦），在品种自研，种子自产，基因来源多样化的前提下，我支持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棉、大豆等）。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转基因生物产品上市时必须贴上明确醒目的标签。 51、农民，这是个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群体，你可以说他们愚昧，但与他们打过交道就能见识什么叫大智若愚；你可以说他们节俭，但他们也会为一点面子一掷千金；你可以说他们现实，但2/3的农家堂屋仍有“领袖像”；你可以说他们麻木，但他们有时为一句话就能聚众冲击政府（无论国府或土共），积极维护其合法或不合法权益；你可以说他们如一盘散沙，但他们有时仅仅因为是同乡（同宗）就能全力互相帮助；你可以说他们坚韧，但他们在春节时都会忍不住对乡土的思念…… 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中国人仍是农民，农业仍然是立国之基，如果不了解“三农”就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没有评论权，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没有发言权。 52、“人口”和“单产”的赛跑 年度 粮食产量 人口 人均粮食 平均单产 化肥用量 1949 11318 54167 208.94 71 0.6 1950 13213 55196 239.38 83 1951 14369 56300 255.22 90 1952 16392 57482 285.16 92 7.8 1953 16683 58796 283.74 94 1954 16952 60266 281.28 96 1955 18394 61465 299.25 95 1956 19275 62828 306.78 96 1957 19505 64653 301.68 95 37.3 1958 19765 65994 299.49 97 1959 16968 67207 252.47 81 1960 14385 66207 217.27 80 1961 13650 65859 207.26 85 1962 15441 67295 229.45 97 63.0 1963 17000 69172 245.76 106 1964 18750 70499 265.96 117 1965 19453 72538 268.17 122 194.2 1966 21400 74542 287.08 134 1967 21782 76368 285.22 136 1968 20906 78534 266.20 131 1969 21097 80671 261.51 132 1970 23996 82992 289.13 140 351.2 1971 25014 85229 293.49 136 1972 24048 87177 275.85 140 1973 26494 89211 296.98 156 1974 27527 90859 302.96 162 1975 28452 92420 307.85 168 536.9 1976 28631 93717 305.50 169 582.8 1977 28273 94974 297.69 177 648.0 1978 30477 96259 316.61 180 884.0 1979 33211 97542 340.48 208 1086.3 1980 32055 98705 324.76 210 1269.4 1984 40730 104357 390.29 255 1739.8 1990 44624 114333 390.30 279 2590.3 1996 50453 122389 412.23 305 3827.9 2000 46217 126743 364.66 299 4146.4 2003 43069 129227 333.28 289 4411.6 2010 54641 133972 407.85 342 5460.0 2013 60193 137054 439.19 376 7570 单位：(万吨）（万人）（公斤/人）（公斤/亩）（万吨） 老百姓所能直接感受的“粮食够不够吃”实际上是人均口粮问题，在耕地面积基本无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增长和单产增长，简单地说就是看谁增长更快。而这两者的赛跑在解放后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提示下：通常认为人均口粮250公斤以下是紧缺，251-300公斤是欠缺，301-400公斤是基本满足，400公斤以上是充足） 1949—1958年：在极差的基础上通过一五计划，兴修水利，及战乱之后的恢复性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粮食产量几乎翻番。到1958年，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人均达到300公斤，几乎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了。 1959—1961年：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严重干扰，再加上连年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倒退回1950年的水平，人均只有1949年的水平。 1962—1984年：当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后，人口指数性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单产增长和人口增长间的赛跑忽然间就落入非常不利的局面。于是大力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如两杂)，推广良种良法，大力发展化肥农药工业，单产持续增长，人均口粮从229公斤逐步提高，1974年突破300公斤，1984年增长到390公斤。 1985—1996年：粮食单产持续增长，总体增幅可观。到1996年，突破5亿吨，人均口粮时有起伏，首次突破400千克。 1997—2003年：三农问题突出，农业收入下降，种粮积极性锐减，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滑。到2003年，人均只有333千克， 不如1979年的水平。 2004—现在：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投入，废除农业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提高补贴水平，粮食单产恢复增长。但也应看到目前这种增长也到了一个瓶颈，如果没有新的技术支持将很难持续下去。 “人口”和“单产”的赛跑表中的“化肥用量”为折纯量，单位：万吨 化肥折纯量是指将化学的实际重量乘以该化肥有效成分的折纯率得出来的量.代表的是该化肥的实际肥效. 而折纯率是通过计算该化肥中各种有效成分(换算成N P2O5 K2O)的质量百分数之和. 以化肥磷酸二铵为例: 磷酸二铵100公斤........化肥实际重量 氮(N计)...................氮的折纯率18% 磷(P205计)...............磷的折纯率46% 磷酸二铵折纯量=100x氮18%+100x磷46%=64公斤 53、正确看待农业八字宪法 “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搞好农业生产的八项措施，曾有积极作用，也难免历史局限性，在今天应该如何准确看待？以下为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土”是农业之基 所以必须采取种植绿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在此基础上，合理施用化肥，防治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等措施，坚持土地用养结合，因地种植，进行合理耕作，不断培肥和改良土壤，以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实现对土壤资源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 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人误认为“地耕得越深越好、越勤越好”。虽然在当年水利失修、肥料缺乏的情况下，适当的深耕确利于作物根系的扩展，利于水肥的吸收，可以起到抗旱和增产的效果。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过分深耕就是“废力不讨好”反造成了恶果。 而现在农村为偷懒或保持水土，大多都是结合除草剂采用免耕覆盖等耕作方法了。 “肥”是丰产的保障 建国初中国没有先进的合成氨工艺，N肥只能靠积农家肥。但农家肥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后即调动所有外汇启动了“四三方案”，所引进的26个项目中化肥厂就占了一半，设计产能合成氨390万吨、尿素620万吨，至1982年全部投产后占当年化肥总产量1/4（折纯，包括P、K矿物肥）。而到2013年，中国产用量已达7570万吨（折纯）接近世界总量一半。 现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大力提倡合理科学用肥，推行测土配方肥。如果肥料的施用量、养分配比、施肥期和施肥方法合理，并与其他农业措施密切配合，养分就会被作物充分吸收利用，在达到优质高产的同时，不会降低产品质量和污染环境。如果不是合理科学用肥，即便是有机肥也会带来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 “水”是农业的命脉 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近90%是1980年以前“农业学大寨”兴建的，是人民公社创造的“隐性GDP”之一。在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之间产生尖锐矛盾，再加上“重兴修，轻管理”的毛病，在长期忽视破坏之后，情况不容乐观。所以现在必须大力维修、兴建，更要管理好农田水利工程，结合其它农业措施，实现合理灌溉、水土保持和高效用水，推行水肥一体化的节水节肥技术。 “密”在适宜的情况下等于增加耕地面积 推广“两杂”的一个技术要点就是合理密植。如推广杂交玉米时，我们就一再强调密度一定要从亩植1000~1500株提高到亩植2200~3000株。因为仅就单株产量而言，杂交玉米并不比优秀的农家品种高太多，但因其性状一致，株型紧凑，可以提高种植密度，因而大大提高了产量。 “密”同深耕一样，也曾走入“越密越好”的误区造成了恶果，所以“密植”前面一定要加上“合理”二字。 “种”是丰产的基础 主要是指培育和推广优良作物品种，在历史上“两杂”的推广是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首要功臣。但在选用或引种时要注意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品种特性和生育期特性，最好经试验后再行推广，而且良种良法配套方能有理想的效果。 但现在的三系杂交稻潜力已尽，未来的希望在通过转基因手段实现的C4超级杂交稻上面。 经无利益集团背景的专家科学、审慎地确定风险和危害在可控和可承受范围内（尤其是作为口粮的稻、麦），在品种自研，种子自产，基因来源多样化的前提下，我支持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棉、大豆等）。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转基因生物产品上市时必须贴上明确醒目的标签。 “保”是稳产的保障 在解放初，中国每年因病虫草鼠害要损失40~50%的产量，现在也仍有20％左右。另一方面，中国2012年生产了355万吨的农药（按100%有效成分计）占世界总量4成，这个数字是随农业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但对“环保主义者”也是相当严酷的打击。所以，必须按照国家对农药的安全使用标准，选用低毒低残高效农药和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地协调农业防治、化学防制、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简便、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杂草危害的目的。 “工”是提高工效的唯一途径 主要是指改良工具，发展工艺与农艺相结合的机具，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我国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农机产品应以小型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以价廉、质优、耗能少、使用和修理方便、适应较低文化人群为原则研发、生产、推广农机。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质量和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和多余劳力向其他产业转化。 “管”是实现高产稳产高收益的综合手段 作物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生产效果的因素复杂而多变，只有认真分析当地的作物、气候和土壤特点及自身的资金、劳力等各种生产条件，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改进栽培制度，加强综合管理才能实现高产稳产高收益。而农场、种植大户等生产规模较大的生产单位，更应制定既切实可行又具有前瞻性的生产管理计划，并尽可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广播、报纸等各种媒体，了解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农业新技术进展，以便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和改进生产技术。 前七项都属于硬件建设，最后一项“管”属于软件建设，只有软硬件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54、“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农业八字宪法尽管曾因历史局限性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在理解和执行上出了偏差，但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仍具指导性纲领的作用。当然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在当前的农业情势下，“密”也可以归入“管”中，另增加“运”（或者“售”）以强调农产品的运输和外销问题。而这八项措施若要落实和提高能够依靠的只有工业化，“肥、保、工”自不待言，育“种”已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水”利更依赖于工程机械，“管”理也要借助于现代媒体和科技…… 事实上，农业增产稳产只能通过三个途径：第一、增加耕地面积，第二、增加复种指数，第三、提高农业管理及技术水平。但第一中国耕地开垦潜力已尽，只有巴西美国等得天独厚；第二中国也受限于气候绝大多数地区最多只能两熟，而印度泰国等却可三熟；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工业化来提高农业管理及技术水平才能解决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所以，我学的是农业，干的是农村工作，却是个地道的“工业党”。 55、根据历年统计数据，194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46,822万亩，1952年为161,578万亩，1957年为167,745万亩，达到峰值。在1958年以后，全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1962年为154,355万亩，1979年为149,247万亩，1995年为142,461万亩。1995年比1957年净减25,284万亩。然而1996年，在开始部分采用遥感测绘、计算机制图等方法、历时十三年完成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后却发现，一夜之间耕地增加了52,598万亩！我们的耕地不是比1957年少了15%，而是多了16%，达到195,059万亩。之后又是逐年减少，到2008年已减少到182,574万亩。再一个“然而”，2007~2013年全面应用航空、航天遥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首次“全国一张图”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束后的统计结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为203,077万亩。 如果单看上面的数据，给我们的感觉是中国耕地面积是一波三折，增减曲线复杂。但实际上，中国耕地的增减情况只分三个时期：建国后到80年代中期是单调上升，原因是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大量垦荒；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是单调下降，原因是工业和城市建设占用；两时期之间有短时间的平衡期。造成这种耕地面积一波三折假象的原因有： A、建国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社1000多社员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造成了当年的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极低，他们也许能密切联系群众，能鼓动群众，但要组织管理却没个章法，只能“一窝蜂大呼隆”，这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一情况要到60年代中后期，知青下乡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大量高小生和初中生进入社队管理后，才逐步缓解。 所以，当年土改和公社确定划分耕地面积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更不可能搞土地肥力分析定级），因此当年用了一种巧妙简单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00斤，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背谷子约400斤，那么就是2亩，那面坡常年产70背包谷约7000斤，那么就是35亩。实际上后来土地下户时，确定承包面积还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因为是“以产定亩”，所以同样是农经报表上的一亩，各地的真实丈量面积却不一致，甚至同一公社的高山平坝真实面积相差可达好几倍，如我们县高山地区因生产水平差，耕地丈量面积可以是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3倍甚至5倍。这就为各社队报减（灾毁、建设占用）不报增，隐瞒耕地提供了可能。反正我这几十亩地究竟在哪，边界四至到哪就是我说了算，尤其山区湖滨荒地较多的地方，耕地变化情况在当年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核查。例如：王家沟和东山间以产定亩为80亩，实际丈量面积应为150亩；明年王家沟发洪水冲毁1亩，上报只剩78亩了；后年在东山脚开荒30亩，上报依然是78亩……最后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由80亩减少到78亩，实际丈量面积却是由150亩增加到179亩。 所以1957年到1986年实际耕地丈量面积一直在增长，但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和统计报表面积却一直在下降。 参考资料： 图文：中国1961-2009年统计耕地面积_世行数据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 ... /161013294353.shtml 历年耕地面积 http://www.jssb.gov.cn/jstj/jsnj/2000/jsnj02/r224/r22403.htm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这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的最新农经报表，上报的耕地面积（不是播种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完成后才会统一。 B、两次全国土地调查后耕地面积的增加实际都是原有耕地因新的技术手段而被“发现”进入统计，并不是真正的耕地增加，实际面积是在持续减少中。尤其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除了其报告中提到的因生态、污染等无法稳定利用的耕地外，其纳入耕地统计的实际上还有大量虽然确实是土地承包证上的耕地，但已经抛荒或改为园地林地，只是因是农户自行退耕不在国家退耕还林补贴名册上就计为了耕地。 我估计真实历年耕地面积应为1949年为16亿亩左右，此后逐年上升，至1986年前后达到峰值22亿亩左右，一直到1996年前后，此后逐年减少，到2009年减少到20亿亩左右。估计全国2013年末耕地面积为19.4亿亩左右，其中实际能稳定利用的耕地不足18亿亩，能高产稳产的不足7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耕地约0.15亿亩。 截止2009年，全国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３．６４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１．３９亿亩、荒山荒地造林２．０５亿亩、封山育林０．２亿亩。 56、虽然在前面“07”已经谈了对工业化与人民公社间关系的看法，现在又因与人辩论有感而发，补充于下： （请结合《52、“人口”和“单产”的赛跑》阅读本节，注：表中单产是以播种面积计算） A、人民公社“是当年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关键词：唯一（原因见“07”）。 B、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当年由“务实派”来奉行左右平衡的新民主主义，建国伊始就包产到户，没有国家主导的对重工业的超常投入，没有人民公社盘剥农村获得的巨额资金，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将只能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积累资金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建成最多的还只会是本小利高周转快的轻工业。而且在这个漫长的没有重工业，不能造舰船车炮，不能造化肥农药，工业原料依赖于进口的“工业化进程”中，还必须祈祷神明保佑中国能独立自主，不能有第二个“9.18”，不能成为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地，不能被工业原料禁运，不能遇到贸易壁垒，不能被金融抢劫……否则就是第二个毫无意义的“黄金十年”。但什么样的神明才能让列强数十年都有如此好心肠，会坐视一大块肥肉变成争夺肥肉的竞争对手？ 更何况，即使真有这么个神明保佑，中国也等不起了。到1949年，人均3亩的耕地，平均70公斤的单产，高达2.22%（1950年到1958年平均值）甚至2.65%（1965年到1973年平均值）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即使没有自然灾害、战争及外界威胁，留给中国工业化的时间也已经极为紧迫。如果因循守旧而不“瞎折腾”（建人民公社），中国很快将因人口的急剧增长而深陷小农经济的泥潭中。当陷到一定程度以下，如人均耕地降到2亩（1976年）以下，同时又要面对过度开荒种粮造成的生态恶化、人口超10亿（1981年）后更为恐怖的指数性增长的时候，却仍然没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粮食单产只有100公斤（2011年印度数据）……那就不仅是“引领着中国走入连场灾难”，而基本已是万劫不复的绝境。 当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时，每一粒大米都可能是救命粮，届时不要说盘剥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能在外国援助下保证每年不发生大饥荒都已经是万幸了。 C、在我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势就是“工业化”，顺此大势就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只有工业化的中国才不会重陷绝境，不用以血肉长城去抵抗钢铁洪流，不用为裹腹口粮徒劳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 我一直对我们历史书上对英国“羊吃人”的叱责不以为然，事实上没有谁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在康庄大道上唱着歌开始，都只能以无数血泪和挫折在黑暗荆棘中摸索前进，英法美德俄日……概无例外，区别仅是能否让殖民地“帮着”流血。 我们今天的农业可以在产出6亿吨粮食之余还能提供充足的后备产业工人，完全得益于在建国初就勒紧裤带流着血汗搞工业化，得益于因工业化而来的7亿吨钢7500万吨化肥（折纯）350万吨农药（原药）1250万吨的良种。工业化并不是毛泽东“实现个人野心的工蚁和垫脚石”，而是我们今天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 不要忘记，现在中国人均可耕地已不足1.4亩，如果没有工业化，如果我们需要进口的粮食超过1亿吨（2012全球粮食交易量2亿吨），你相不相信国际粮价将在1千美元/吨以上，灾年甚至可能涨到1万美元/吨？而且因耕地开垦潜力已尽，我们的现状和前景将还不如黑非洲。 D、人民公社确实有太多的苦难和牺牲，而且过左政策更进一步加大了这些苦难和牺牲。而“三年困难时期”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是超出了必要限度的苦难和牺牲。但和民国时所受高达5成地租的盘剥，年年饥荒瘟疫，毫无意义的苦难挣扎相比较，人民公社时期的苦难和牺牲是工业化的奠基石，终有回报。 E、因治国理念不同，对“人民公社”看法不同，为避免“人亡政息”而出现政治斗争是极正常的，基于前述原因，我们应该庆幸是毛取得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毛的错误在于手段不符合民主文明的大潮，进行了失败的试验。 F、综上所述，毛的错误（三年困难时期等）毫无疑问是严重的，也是不容掩饰的，但是，他的功绩也更不容掩盖。 这好比有人掉进冰窟了，你用一根荆棘把他拉上来，人是救了手却被扎伤甚至扎残了。旁观者清，自然可以说该如何如何，救人者确也应检讨总结。但如果因此就总结出救人者应站到一边去，等城里消防队来了再说，甚至救人者“办的是大坏事”就是瞎扯了。 当然，最为完美的是：人民公社建立伊始就能有完善无瑕的制度，清晰正确的发展方向，高素质人才的管理，确切及时的信息渠道，可因应“势、地、时”变化而灵活、可控地调整的执行计划，高层永不犯错的决策……以保证能在最高效地盘剥农村的同时，让全国各地的农村也能均衡、稳定、较快地发展。但这可能吗？中国之大，各地之异，当年文盲之众，交通通讯之难，工农业之落后就决定了这一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就如某人“绝不相信”的隐瞒耕地的问题，书本和实际有时完全是两回事，农村基层工作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57、进一步论证中国工业化的紧迫性。 为简要地说明问题，这里仅以粮食生产代表农业，并把复杂构型简单化，动态过程静态化，否则我就要写篇数十万字的论文了。 A、不考虑非洲仅50公斤的平均单产，以印度类比，半工业化的印度在光、热、水、土资源远好于中国，一年可种三季的情况下，2011年平均单产100公斤。 B、因工作原因曾做过一些试验。1994年：选择了两个最好的农家品种，和6个杂交玉米品种做品比试验，农家品种分两种密度，与杂交玉米一样的密度（2667株/亩）和较稀的密度（1333株/亩），此外所有管理方式完全一致，三重复，共30个小区，每小区10m2。最终结果是：单产最高的雅玉二号达到了516.3公斤，两个最好的农家品种无论何种密度，单产均上不了250公斤，最低的只有203.7公斤。而且这两个农家品种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农家品种，它们都是6、70年代引进的“墨白”和“金皇后”退化而成的，真正的原生农家品种因产量太差根本就找不到了。 2008年前后：因“测土配方”，又对化肥的作用搞了些分析比较试验，即“3414”方案（氮磷钾3因素、4水平、14个处理），试验方式同前，比较对象由品种换成了用肥方式。在水稻品种（岗725）及栽培措施完全相同，仅有是否施肥之别时，不施肥亩产247.1公斤，合理施肥亩产588.0公斤。在玉米上差异更大，同样是资玉二号，不施肥亩产139.5公斤，合理施肥亩产501.2公斤。 综合我的相关试验，结论：即使有最好的品种、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管理，在传统耕作模式下，大田平均单产不可能高于100公斤。 C、不考虑中国因过度开荒种粮导致劣质耕地比例远高于印度，及必要的经作占用土地（如2011年我国种植油料约2.1亿亩、棉花7000多万亩、糖料约3000万亩、蔬菜瓜果3.2亿亩）复种指数等问题，始终以18亿亩耕地参与计算。 不考虑单产自70公斤提高到传统种植模式的最高产量所必要的过程、资金和条件（农田水利等），并同印度一样少量使用化肥和杂交良种，又因中国人的勤劳而提高一档，始终以平均单产120公斤参与计算。 [0.12吨/亩*18亿亩]可得传统种植模式下最高极限产量为每年产粮为2.16亿吨。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下，大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矮杆良种，贯彻“八字宪法”，推进工业化十多年后，中国粮食总产于1967年才超过这一数字，由1949年的1.13亿吨提高到2.18亿吨。 D、以不发生大饥荒的最低标准人均口粮200公斤，和中国历年人口计算可知，如果不能尽快工业化将有两个必然后果：a\最迟至1983年农业所能提供的资金（粮食）已极少，到1987年（10.93亿人）开始需要进口粮食，1990年进口粮食超过1000万吨；b\从1949年到1986年，最多只能提供[2.16亿吨*37-0.2吨*历年人口]=21.73亿吨粮食。实际上因效能问题，即使人民公社式管理（盘剥）能搜集到20亿吨就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小农经济最多只有10亿吨。也就是说，以500美元/吨计算（实际上国际粮价在1950~1990年间为30~200美元），用价差代替简化掉的林、牧、渔、副，在最为理想的耕地、耕作、气候情况下，及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的情况下，传统农业所能提供的资金也仅1万亿美元。 1万亿美元，看似很多，但人均不过千多美元，投入到投资巨大却回笼缓慢的重工业中真的是捉襟见肘。和前面提到的韩国（人均受援176美元和数十倍于此的贷款）相比就是穷二代和“干”富二代的区别。 E、结论：时间为1949~1982的33年、资金为约1万亿美元，这就是中国能投入工业化最大限度的资本。在这33年中，中国有两条道路，一种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与民争利、盘剥农奴”是多招人骂的事啊，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另一种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这1万亿美元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当年的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虽然中国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冲了出去，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2012年，在生产5.9亿吨粮食后，我国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了谷物1398.3万吨，棉花540万吨，食糖375万吨，食用油籽超6200万吨（其中大豆5838.5万吨），食用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猪肉量超过100万吨，总价1124.8亿美元！如果没有发现大庆油田，如果没有推广农技兴修水利，如果没有在70年代育成“两杂”，如果不是“四三方案”竣工后化肥产量达到了亩均10公斤……后果不堪设想。所以80年代仍心有余悸地把计生定为了国策。 58、“四三方案”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72年1月22日，根据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上报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提出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实现年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织布40亿尺的设想。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的坚冰。随后尼克松签署行政命令，解除了“巴统”中国工作小组出台的禁止大宗商品、大型成套设备及其技术出口到中国，禁止欧美公司与中国做生意等等对中国的贸易禁令。 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扎板机问题的报告》，设备价值约为4亿美元，同年11月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价值6亿美元的22套化工设备。毛泽东批示要求计划委员会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进口方案。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大型项目，这一方案在执行中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 因这一方案原本计划使用43亿美元外汇，通称“四三方案”。 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三方案”中化肥项目13个，设计产能合成氨390万吨、尿素620万吨，至1982年全部投产后占当年化肥总产量1/4（折纯）。最为关键的是获得了先进的合成氨工艺，仿制、扩散后大大提高了我国N肥生产的效率、效益和品质。1984年全国生产化肥1739.8万吨（折纯），是1949年的2900倍，粮食总产突破4亿吨。 “四三方案”中化纤项目4个，此前因为粮棉争地和缺少化肥单产较低，我国棉花年产量一直徘徊在200多万吨的水平，根本无法解决穿衣问题。在“四大化纤”1982年全部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即宣布取消长达30年的布票。 一点题外话，传说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时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某些人就以此外交辞令证明毛是主动闭关锁国而非被封锁。殊不知合成氨和化纤工艺可用于军事，在此前一直都是西方严禁对华输出的设备和技术，在会面时提及这个问题实质就是“将军”，潜台词是要求对方主动让步。 注：合成氨工艺是大规模炸药生产的基础，而在二战期间“象蛛丝一样细，象钢丝一样强”尼龙的生产同钢铁、造船工业一样被全部纳入军用。 59、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 我曾说过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帮助下“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逃离了饥荒，但这并不意味着永世无忧。在中国，“耕地匮缺”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随着人均耕地的日益减少，粮食危机已又在远处隐隐浮现。 2012年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消费了6亿吨粮食（含饲用），占世界总量25%；0.8亿吨肉类，占世界总量的35%；2亿吨水果，占世界总量20%；6.8亿吨蔬菜，占世界总量超50%；0.5亿吨水产品，占世界总量约50%；食用植物油0.6亿吨，占世界总量50%；0.3亿吨蛋类，占世界总量约60%；0.12亿吨棉花，占世界总量近50%。 我国可稳定利用的耕地约18亿亩，因我国主要处于温带，大多数耕地只能种两季，东北、西北和部分华北地区甚至只能种一季，复种指数在1.3左右，正常年景农作物播种面积最多就是24亿亩。为满足中国人的衣食需要，我国油料的播种面积约2.1亿亩、棉花0.7亿亩、糖料0.3亿亩、蔬菜3亿亩、瓜果0.35亿亩，再加上麻、烟、药、香（佐）料等经作，及名义为耕地实际已改为园地（茶园、果园、桑园）和林地（退耕还林计划之外）的面积，可用于粮食的播种面积也就16亿亩。雪上加霜的是，每年耕地面积还要减少0.15亿亩。 为保证粮食安全这一底线，最大地减少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同时满足国内需求，中国甚至已被迫在部分农产品的自给率防线上节节后退，2012年进口了棉花54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40%），食糖375万吨（对外依存度约20%），食用植物油近1000万吨（对外依存度16%，如果加上进口油籽，对外依存度超60%），尤其油籽中的大豆甚至几乎是全面弃守，进口5838.5万吨，对外依存度80%以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如果以国内单产计算，相当于7~8亿亩的境外播种面积。即使这样，在生产5.9亿吨粮食后，我国仍进口了1398.3万吨谷物。 当然，如果大幅提高粮价，遏止并扭转耕地弃粮改经改果的趋势，应该还大有潜力可挖。乐观一点，在耕地日益减少的大趋势下确保粮食总产未来10多年仍维持在6亿吨以上问题不大。但这一政策牵扯太广，风险太大，而且虽然农民能增收，在大农业范围含棉、油、蔬、果在内的总产量增产效果却不见得会理想。 10年后预计中国将达到15亿人，而可稳定利用耕地将减少到16.5亿亩以下，人均耕地1.1亩。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耗将进一步上升），至少需要6.6亿吨粮食。另一方面，如果在此同时单产却无法提高，届时将只能生产5.5亿吨粮食，进口粮食将超过1.1亿吨。 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问题绝不可能如某些“砖家”之言，依靠国际贸易解决。2012全球粮食产量也仅24亿吨（其中大米5亿吨），交易量不过2亿吨（其中大米0.3亿吨），而即使不考虑受制于人和由此而来的超高粮价（灾年预计可达1万美元/吨）等问题，谁能为中国人生产这1.1亿吨粮食？ 中国只能靠自己，只能想方设法提高单产。 在前面的《53、正确看待农业八字宪法》中简单谈了下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子，但其中“水”、“保”、“土”等主要作用或是抗灾稳产，或是提高工效，或是辅助措施。总结历史经验，真正提高单产的主要因素一是“种”，二是“肥”，三是“工”。但是，中国现在的单产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再考虑到大量劣质耕地的存在，与美欧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单位人力生产率也许很低，在同质耕地上单位面积生产率却并不逊色，现有农业科技水平下这三条增产之路均非坦途。 先说“工”，历史上农膜、大棚也曾极大地提高了单产和复种指数。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自农膜、大棚之后，水培法和工厂化栽培限于成本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不可能大规模应用。除此外，绝大部分“工”都只能节约人力提高工效，迄今为止我再没发现任何能提高单产的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 又说“肥”，我上大学时的《肥料学》教科书上就明确提出在各项增产措施中，化肥增产作用要占40~50%。仅以氮肥而言，1980年调查的144个县中，亩产750斤以下、750~1000、1000斤以上的稻田，分别对应的平均亩施肥量为11.7、16.9、20.0斤。名山县1970~1985年的调查分析表明，粮食产量有81.94%是由氮、磷肥的变异决定的。 但是，随着施肥量的递增,单位肥料的效果逐渐减少,农业成本则随之递增,经济效益因而递降。通俗地说，就是如果某种作物施用10公斤化肥可以增加200公斤产量，那么施用20公斤化肥就只能增加300公斤粮食，……，最后毫无作用甚至减产。一般情况，中等肥力耕地上杂交玉米的最佳施肥量为纯氮约12公斤，氮、磷、钾适宜比例为3:2:3，亩产量可达500公斤以上，如果亩用纯氮在15公斤以上就纯属浪费和污染环境了。但如果是普通农家品种，这一数值就是6~9公斤，单产也只能达到300公斤。 单位肥料的效果递减的速度和极限最主要取决于品种，测土配方、缓释滴灌、新型高效化肥等手段只能局部改善、减缓这一趋势。“种”是增产的基础，“肥”是基础之上的手段，在目前的高达40公斤的亩均用肥和单产水平上，“种”没有突破，“肥”也难有大作为。 最终只能寄望于“种”。因为2/3的中国人是以大米为主食，自解放以后，我国就一直在为增产而不断地替换更新水稻品种，最为成功的有两次：20世纪60年代的矮秆育种，使我国水稻产量提高了30%, 70年代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水稻又在矮秆、中秆水稻产量基础上再提高30%。但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稻新品种就再无突破，从“汕优2号”到“冈优”、“II优”，直至“D优”、“金优”、“中优”、“协优”，但大面积栽培试验产量始终不能突破650公斤，大田亩产在500~650公斤间徘徊。即使是两优培九、两优1128、Y两优1号等曾被寄以厚望的两系杂交水稻组合，在生产实践中或增产不“显著”，或虽然较三系杂交稻确有“显著”到“极显著”（方差分析结论）的增产，单产增长3~9%，但品种受天气影响很大，如果遇到高温干旱天气，产量与米质会急剧下降。 突破性进展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C4超级杂交稻上。 1996年立项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现已进入第四期，但前三期的成果（如两系杂交水稻）并不理想，传统的杂交水稻育种手段潜力已尽。第三期超级稻之所以能够实现试验田亩产926.6公斤，品种固然好，但其中也有高效肥料辅助之功，而这种高效肥料现暂不能普及的情况让这个产量失去了意义。袁隆平也意识到杂交水稻的瓶颈，在2011年发表了《超级杂交稻的培育需要基因工程的加盟》。从现在报道的情况看，第四期主要是通过转基因手段，把稗草（抗逆）基因和玉米（C4）基因导入水稻基因中，通过优良的株型、强大的亚种间杂种优势和高光效的C4基因三结合，使光能利用率提高到2.5%，实现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田普通栽培单产增幅超过50%，在不增加水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1亿吨稻谷产量。如果再辅以普及新型高效化肥和其它措施，这一增幅还会更高，甚至达到100%以上。 这已是避免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的唯一希望所在。 《59、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背景知识 “杂种优势” 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人们发现“杂种优势”可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两个遗传性不同的亲本杂交产生杂种第一代(F1)，F1在生长势，生活力，繁殖力，抗逆性，产量和品质上优于其双亲的现象叫做杂种优势。因为杂种可以集合双亲的有利基因而产生杂种优势，并且两个亲本的亲缘关系越远，携带的异质基因越多，亲本纯度越高，杂种优势越明显。 但是，杂种优势不会稳定遗传，杂种F1自交后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在农业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育种所面临的难题是必须年年配制第一代杂交种。 玉米花大且雌雄分离，人工去雄简单易行，直到现在仍在广泛采用（美国以化学去雄为主），而对于水稻、小麦等雌雄同花植物，花又很小，人工去雄就非常困难了。 袁隆平最大的功绩就是发现了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并完成了三系配套杂交育种研究。 “三系” 1、雄性不育系（代号A）是指稻株外部形态与普通水稻没有多大差别，但雄性器官发育不正常，花粉败育．不能自交结实。雌性器官却发育正常能接受外来花粉而受精结实。这种雄性不育能稳定遗传的水稻品系叫雄性不育系(简称不育系)。 2、雄性不育保持系(代号B)由于不育系本身的花粉是不育的，自交不结实，不能通过自花传粉繁衍具有不育特性的后代。必须要有一个正常可育的特定品种给不育系授粉并能结实，使不育系的后代仍保持其雄性的不育特性，这种能使不育系性能—代一代保持下去的特定父本品种称为雄性不育保持系(简称保持系) 3、雄性不育恢复系(代号R)一些正常可育的品种花粉授给不育系后，结实正常，而且新产生的杂种一代育性恢复正常，能自交结实，并具有较强的优势。这种能够恢复不育系雄性繁育能力的品种叫雄性不育恢复系。(简称恢复系) 保持系为不育系提供花粉让不育系可以繁殖，保持系和恢复系分别自交繁殖，而恢复系为不育系提供花粉生产出杂种一代(F1)在大田使用。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圈就是“三系配套杂交育种” “两系” 不同于“三系配套杂交育种”，“两系配套杂交育种”利用了光温敏不育系水稻的特性，这种水稻在夏季，长日照、高温下，表现为雄性不育，由恢复系为其提供花粉生产杂交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两系杂交水稻的种子。 而在秋季、短日照、低温下又变成了正常的水稻，可以自交繁殖。 这种杂交水稻因为只有不育系（母本）、和恢复系（父本）、而不需要保持系，所以称两系法杂交水稻。 这种育种方法因为只有两系，在理论上更易保证亲本（自交系）的纯度，杂种优势应更明显。 C4植物 在农作物中，玉米、高粱等为C4植物，水稻、小麦等皆为C3植物。目前主要的粮食作物多为C3植物。 C4光合作用机制是由C3植物在适应恶劣环境中进化而来。研究人员推测，大约在1000万年以前，水和二氧化碳的缺乏，使得C3植物不得不进化出更高效的C4光合作用机制。C4有一个秘密武器：二氧化碳(CO2)浓缩机制。该机制包括C4代谢物穿梭机制及独特的花环结构，两者合作促使C4植物获得更高的光能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增产。 新发现个网站(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以前表中的数据来源不一，现全部统一为此网站数据。个别数据有差异，但趋势是一致的。 52、“人口”和“单产”的赛跑 时间-年末总人口-粮食产量-人均粮食-粮食单产-化肥施用量 1949年 54167 11318.40 208.95 68.62 0.60 1950年 55196 13212.90 239.38 76.99 1951年 56300 14368.90 255.22 81.34 1952年 57482 16393.10 285.19 88.15 7.80 1953年 58796 16684.10 283.76 87.83 1954年 60266 16952.80 281.30 87.61 1955年 61465 18394.60 299.27 94.45 1956年 62828 19275.60 306.80 94.25 1957年 63947 20627.81 322.57 100.19 37.30 1958年 65200 21695.10 332.75 103.58 1959年 66452 22762.38 342.54 106.98 1960年 67704 23829.66 351.97 110.37 1961年 65859 13650.90 207.27 74.94 1962年 67296 15441.40 229.45 84.64 63.00 1963年 69172 16574.10 239.61 91.51 1964年 70499 18088.70 256.58 98.76 1965年 72538 19452.50 268.17 108.41 194.20 1966年 74542 21400.90 287.10 117.92 1967年 76368 21782.30 285.23 121.79 1968年 78534 20906.00 266.20 119.99 1969年 80671 21097.30 261.52 119.60 1970年 82992 23995.50 289.13 134.13 351.20 1971年 85229 25014.00 293.49 137.99 1972年 87177 24048.00 275.85 132.27 1973年 89211 26493.50 296.98 145.78 1974年 90859 27527.00 302.96 151.69 1975年 92420 28451.50 307.85 156.68 536.90 1976年 93717 28630.50 305.50 158.08 582.80 1977年 94974 28272.50 297.69 156.55 648.00 1978年 96259 30476.50 316.61 168.49 884.00 1979年 97542 33211.50 340.48 185.65 1086.30 1980年 98705 32055.50 324.76 182.29 1269.40 1981年 100072 32502.00 324.79 188.49 1334.90 1982年 101654 35450.00 348.73 208.29 1513.40 1983年 103008 38727.50 375.97 226.38 1659.80 1984年 104357 40730.50 390.30 240.55 1739.80 1985年 105851 37910.80 358.15 232.20 1775.80 1986年 107507 39151.20 364.17 235.29 1930.60 1987年 109300 40297.70 368.69 241.45 1999.30 1988年 111026 39408.10 354.94 238.57 2141.50 1989年 112704 40754.90 361.61 242.15 2357.10 1990年 114333 44624.30 390.30 262.19 2590.30 1991年 115823 43529.30 375.83 258.38 2805.10 1992年 117171 44265.80 377.79 266.92 2930.20 1993年 118517 45648.80 385.17 275.39 3151.80 1994年 119850 44510.10 371.38 270.88 3317.90 1995年 121121 46661.80 385.25 282.65 3593.70 1996年 122389 50453.50 412.24 298.86 3827.90 1997年 123626 49417.10 399.73 291.77 3980.70 1998年 124761 51229.53 410.62 300.15 4083.69 1999年 125786 50838.58 404.17 299.51 4124.32 2000年 126743 46217.52 364.66 284.08 4146.41 2001年 127627 45263.67 354.66 284.46 4253.76 2002年 128453 45705.75 355.82 293.29 4339.39 2003年 129227 43069.53 333.29 288.83 4411.56 2004年 129988 46946.95 361.16 308.03 4636.58 2005年 130756 48402.19 370.17 309.44 4766.22 2006年 131448 49804.23 378.89 316.34 4927.69 2007年 132129 50160.28 379.63 316.55 5107.83 2008年 132802 52870.92 398.12 330.05 5239.02 2009年 133450 53082.08 397.77 324.70 5404.35 2010年 134091 54647.71 407.54 331.57 5561.68 2011年 134735 57120.85 423.95 344.39 5704.24 2012年 135404 58957.97 435.42 353.45 5838.85 单位：（万人）（万吨）（公斤/人）（公斤/亩）（万吨、折纯） 老百姓所能直接感受的“粮食够不够吃”实际上是人均口粮问题，在耕地面积基本无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增长和单产增长，简单地说就是看谁增长更快。而这两者的赛跑在解放后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提示下：通常认为人均口粮250公斤以下是紧缺，251-300公斤是欠缺，301-400公斤是基本满足，400公斤以上是充足） 1949—1958年：在极差的基础上通过一五计划，兴修水利，及战乱之后的恢复性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粮食产量几乎翻番。到1958年，在人口相对较少、人均耕地较多的情况下人均达到300公斤，几乎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了。 1959—1961年：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严重干扰，再加上连年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倒退回1950年的水平，人均只有1949年的水平。 1962—1984年：当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后，人口指数性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单产增长和人口增长间的赛跑忽然间就落入非常不利的局面。于是大力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如两杂)，推广良种良法，大力发展化肥农药工业，单产持续增长，人均口粮从229公斤逐步提高，1974年突破300公斤，1984年增长到390公斤。 1985—1996年：粮食单产持续增长，总体增幅可观，但人均口粮时有起伏，增长不大。到1996年，突破5亿吨，人均首次突破400千克。 1997—2003年：三农问题突出，农业收入下降，种粮积极性锐减，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滑。到2003年，人均只有333千克， 不如1979年的水平。 2004—现在：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投入，废除农业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提高补贴水平，粮食单产恢复增长。但也应看到目前这种增长也到了一个瓶颈，如果没有新的技术支持将很难持续下去。 这段时间下乡较多，偶尔上网也在和几个“老农民”和“马克思的代言人”辩论，新中国是不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尽快实现工业化？真的是大开眼界，居然有认为“水利的利益在于‘收取水费'”的“老农民”……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新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尽快实现工业化”，如此浅显明了的道理，居然还会有一大批人质疑！ 1、人都要吃饭，人均粮食在250公斤以下是粮食紧缺，在200公斤以下必然发生饥荒，这个没疑问吧。 2、因人口的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必然越来越少，如果粮食单产不能大幅提高，在粮食不能或无法进口的情况下，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以饥荒和战乱减少人口都将成为必然的残酷“解决方案”，中国及至世界历史上的王朝兴亡治乱循环大多与此有关，这个也没疑问吧。 3、工业革命之后，在饥荒和战乱之外有了新的，也是唯一的真正解决方案：利用工业化成果，持续地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这个也没疑问吧。 如果以上都没疑问，那么以1949年的中国，3亩的人均耕地，70公斤的平均单产，如果不能在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前尽快工业化，依然最基础的重工业也没有，谁能为中国免费生产数千万吨的种子、化肥、农药和粮食？你认为中国离饥荒和战乱有多远？哪家神仙能救中国？ 国家发展的道路，方向正确下的一时错误只是错误，如果方向错误，就是万劫不复！ ============================ 总结一下: 楼主@xhcy 提出的议题是“新中国是不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尽快实现工业化？” 我的观点是“新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尽快实现工业化” 原因详见9楼~11楼（2014-05-30 22:18:11）。 而楼主@xhcy @世事如棋2011 接下来并未对此进行反证和反驳，而是把议题变成了“人民公社，只有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对积累资金没有丝毫帮助”，声称“包产到户”更利于工业化。 好吧，我们又来讨论“人民公社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工业化”。 建国初就“包产到户”实际就是重建小农经济，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数量众多，规模小且分散，“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其写照。 而人民公社的作用是为工业化准备“资金、市场、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你们要证明“包产到户”更利于工业化按理也应就这三项分别论证。 但是，你们却无视我一再提到的小农经济自身特性必然造成的对工业化的阻碍，避而不谈“把农村纳入工业化生产链条的市场更是小农经济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情况，资金问题成了你们唯一焦点。 可以提供多少资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金的搜集能力，二是财富的创造能力。 资金的搜集能力： 事实上，1982年“包产到户”的可行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就是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950年的39%下降到了5.5%（1979年）。所以在“包产到户”后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全国平均税率为15.5%，实际上因产量定额较低，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从未超过4%，加上提留后最高也没超过12%。远低于你们所说的公社时期的30%。而如果以@世事如棋2011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那个帖子的中25楼（2011-03-06 15:51:31）所谈到情况计算，包括低价征购等的人民公社税收甚至远超1/3以上。 并且，实际上“包产到户”后农业税由于公认的“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客观上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必然要求相冲突。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温铁军）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你一个人要面对100人收税，绝对是件一年也完不成的麻烦事，但如果这100人是一个公司的就简单了，找公司财务半小时就解决。这也是小农经济时代“皇权不下县”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真的熟悉农村就应该知道90年代乡镇“中心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的窘境，绝大多数乡镇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 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中引用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并分析后认为，1949年以来农民税费负担的变化可以粗略地被划分为几个时段：1957年以前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大致维持在10%—20%之间。1958年成为建国后农民税费负担的第一个拐点，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在这一年突然上升至37.29%，1960年出现大幅度回落49.09%后，直到1979年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20%—30%之间。1980年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1984年。从1985到1989年，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大概在10%左右。而从1990年开始，农民的税费负担又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自2000年起，各种提留统筹费的下降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1、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税费负担并不一样，此外还有农产品统购统销等隐性税收和水利交通等基建的无偿劳动，而这部分往往是随机和缺乏统一的统计数据的。此文采用数据主要是官方公布的历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表中的提留统筹费，目的是为口径统一便于前后的对比。因此，部分地方“人民公社税收（含提留）远超1/3以上”也是有可能的。2、虽然在税费负担结构中，“提留”通常高达农业税收的两倍以上，但考虑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无偿或低价享用的国家兴建的教育、医疗、供水、电力、文化、道路等社会服务，农村却必须以“提留”自行购买（兴建、兴办），所以把“提留”等同于“税收”也不为过。 根据文中统计数据，单纯就农业税（不含农产品统购统销等隐性税收）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在逐年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23年合计657.17亿元。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村小、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有了大幅增长，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提留/农民所得平均为16.87%，在66~69年四年数据欠缺的情况下达到了1293.3亿元。这使得税费总和与同期农民所得之比达到25.84%，年均比例为23.70%，远高于之前的13.93%和之后1981~2000年的8.01%（农税1.94%提留6.07%）。 所以你们想象的“有没有公社，农民年提供积累都是138亿”是不可能的。欢迎你以“世界事实”来反证。 财富的创造能力： 一、以单产衡量粮食生产水平。 1、“包产到户”政策是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定的，所以“77-80年”依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因工业原料所需经济作物用地，70年代后期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由50年代的约85%下降至约80%，粮食播种面积由约20亿亩下降至约18亿亩。 2、1949~1958年的高增长率（4.73%）有军队复员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比例大幅增加及和平后农业生产秩序的恢复等不可持续的恢复性增长因素。关键词：恢复性增长；不可持续 3、1959~1961整个国家都在不正常的狂热和严重的错误之中挣扎，不能看作常态。而在正常运作的人民公社时期（1962~1980）19年中，在“盘剥”之下，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4.91%）并不亚于1949—1958年，更远高于1981-2012（2.15%）。 即使是以1959~1980年计算，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2.90%）仍高于1981~2012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2.15%）。 4、事实上直到1984年及至整个80年代，农业的增长因素依然主要是杂交水稻、“43方案”等系列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化成果——化肥厂、农药厂、农膜厂等的陆续投产。至于“包产到户”，起初农民确实积极性很高，但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机、水利等设施的破坏积极性同样也很高，对维护保养要求较高的大型拖拉机、提灌站、机井系统等在数年内就拆解、锈蚀、损毁殆尽，以至抗灾、增产能力锐减。等到人们想起不是什么都可以分家，放缓（不是停止）对农田水利体系的破坏后已经迟了，1985至确定“以工补农”政策的2003年19年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09%。 一直“包产到户”，光、热、水资源均好于中国的印度现在平均单产100公斤。 二、具体分析增产因素。农业主要增产因素有工业化、农技推广、农田水利三项。 1、工业化是农业增产的基础，其作用体现在提供化肥、农药、农机、及为育种等农科研究提供条件，等等。 2、农技推广是农业增产的前提，只有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媒介，传播良法良种（如矮杆和杂交稻），传授化肥农药农机的正确使用，尽快把工业化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才能实现农业增产。但是，农技推广系统在小农经济下根本不可能发挥大作用，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失败承受能力极弱等情况，加上四级农科网的瓦解，造成虽然现在农民文化素质远高于70年代，农技推广难度却百倍于公社时期。 人民公社解体后的“土地分割细碎”直接导致的后果有：A、杂交水稻和玉米的推广成为农技推广体系在惯性驱动下最后的辉煌，而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科网瓦解后残缺不全的县、乡农技推广体系现在也已全面崩溃，“新品种”、“新技术”成了诈骗手段。B、平原地区已初具规模的机械化农业重新清零，被拆解成为废铁，年销售2.6万台大拖的洛阳“一拖”2、3年内就骤然滞销至1台也卖不了，到2000年以后才恢复到这个产量。C、植保上一直在提的“农业综合防治”因天生与小农经济犯冲再无可操作性，调节作物的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都被滥用农药取代。D、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生态农业”、“品牌农业”、“制种产业”等对规模性、一致性要求较高的农业模式，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E、…… 3、农田水利工程最大的作用在于“抗灾减灾稳产”，拖平因旱涝灾害造成的产量下滑曲线，在全国长期产量曲线中也可看作增产因素。当然你如果和某些“老农民”一样，认为水利工程“经济运营目的”远比“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位置”重要，我就无话可说了。人民公社时期兴建了现有农田水利工程80%以上的工程，而1980年之后，农村的农田水利工程就总体而言是逐步失效破败的30年，成系统的机井提灌站所剩无几，农田水利体系陷入“偏瘫”之中。而且现在“包产到户”后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不是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成灾面积/受灾面积的平均比值1950年~1966年17年为46.13%，1966年~1969年数据欠缺，1970年~1986年17年为38.99%，1987年~2003年17年为52.67%。 4、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数量众多，规模小且分散的小农经济代表的不是田园牧歌，而是停滞不前和陷入绝境。现在的农村，“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最大的制约。 结论： 1、“新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尽快实现工业化”，关键词：尽快 2、“人民公社是当年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关键词：可行 |
[天地无极] 春过雪消：我看“三农”——免费为JY科普一些农业常识 ...
有节有常
· 发布于 2020-04-1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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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芬雅茉莉 于 2020-4-16 20:35 编辑 60、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整理版） 近来一直在下乡，很少有时间坐到电脑前慢慢地写东西，但是在协助搞土地流转的工作中也在想一些问题，就是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可能是局限于基层，视野有限，有些问题始终很迷茫，在此抛砖引玉，请诸位网友参谋，希望有高人和专业人士指点。 农村土地首先分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 一、农用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现在农村和农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零星、分散的现状与现代化农业发展对集约化、规模化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造成几个后果： 1、一方面是小户经营的低效和低收益造成大量耕地抛荒，另一方面却是集约化、规模化农业无地可用。 2、“包产到户”后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不是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 3、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失败承受能力极弱等情况，加上农技推广体系的崩溃，造成虽然现在农民文化素质远高于60、70年代，农技推广难度却百倍于当年。 在当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推动、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保障农民合法利益前提下，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 这个工作关键环节有两个，一是确权，二是流转。 1、农村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确权工作现已在统一确权颁证依据（“二调”数据）的基础上开展，试点县要求在2015年完成。但中国山多地碎，小户经营下更是权属众多，界线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限于投入的资金人力不足，按时完成工作基本不太可能。但这个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或草草了事都将对流转造成很多隐患，而两者之间又以质量更为重要。 2、我县在去今两年，共有5万多亩耕地和5、6万亩林地流转，用于规模种植蔬菜、林果、魔芋、烤烟等。一般由乡镇引导，村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议定后，承租户与村、组、农户签订流转协议，约定租金标准、支付方式、流转年限，有的地方是承租户直接与村、组、农户达成协议。租金多是采用以产定租的方法计算（即按照稻谷亩产量以当年黄谷市场价计算年租金），逐年支付，有的地方也约定第一次支付三年租金，以后逐年支付。县级相关部门也在根据产业需要，以项目为载体，配套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高耕地质量。但其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A\\\\机构不健全，重视力度不足，执行人员仍以农业局技术人员为主体，这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面广，行政、司法问题多的情况不相符。 B\\\\政策不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已有规范版本，但其程序、管理、备案，和纠纷的处理无规范性文件或法律，这将造成很多隐患。 C\\\\因有关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及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不清楚不明确，如果出现纠纷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土地流转中维权行为的法律援助。 D\\\\法律规定的流转方式有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6种，鉴于当前土地实际具有的“社保功能”，对其中可能造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的（如转让），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或剩余土地极少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 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全国的土地分为两种：国有和集体所有，城市基本全部为国有，而农村除森林江湖、国有农林场外，农地、宅基地基本为集体所有，所有权视各地不同有村集体和组集体两种。由此衍生出的政策一是村民不得跨村（组）修建、交换、买卖房屋（宅基地）且只允许一户一宅，二是为保护耕地，《国发[2004]28号》明文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 打破众人声讨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势在必行，利国利民之处也不用置疑的，但是，是否仅仅就是一“破”了之这么简单？ 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和生产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存在的问题有： A\\\\法律规定与管理实际脱节。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农村村民住宅等三类乡（镇）村建设可以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但现在乡镇企业基本上已"名存实亡"，所以实际成了所有农村用地项目都应按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但实际上，农村生产生活必须的米面油加工、茶叶生产、竹木加工等农产品微型加工厂分布零星，投资少，建设周期短，占地面积小，群众急需，办厂人多是本村本组以外的农村人员，且无法通过发改立项。若按照现行政策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所涉资料多、资金多和程序多，与微型加工厂小本经营的特性和群众的急迫需求不相协调，依法用地难。最终，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用地，实际基本都是由县、乡在“非法”直接管理和审批。这是法律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法律规定与管理实际脱节。 还有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其“五不准”有“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不准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先不说这是否和所谓的农民自主经营权相违背，关键是在种粮效益明显不如经果效益时谁能把这“五不准”执行下去？事实上全国基本农田面积15.6亿亩，国家统计数据粮食播种面积为16.68亿亩，以1.3复种指数计算全国粮田面积约为12~12.5亿亩。也就是说事实上全国基本农田中至少有约20%违反了“五不准”。这就是另一种法律规定与管理实际脱节的局面，法律法规过于理想化导致无法执行。 B\\\\政策与法律相冲突。《土地管理法》立法的基本精神是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规定农民建房应尽量利用原宅基地、荒山荒坡，少占耕地，确须占用耕地的应缴纳土地开垦费。减负政策规定，农民建房不论是占用非耕地还是耕地，都不收一分钱。结果就是农民为了近期省钱（运输费和场地平整费），一般不会考虑长远发展选荒山、空地建房，导致违法占地特别是占用耕地的势头有增无减，并且很难控制。 C\\\\现有的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按照法律规定，农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必须拆除，而法律赋予国土资源部门只有行政处罚权，没有强制拆除的权力。要想实施拆除，必须依法申请法院执行，待法律程序到位，房屋早已竣工。对竣工的房屋实施拆除不仅成本高，而且建房者损失惨重对抗情绪大，极易酿成群休事件。 这些问题造成了： A\\\\宅基地呈现出面积偏大、布局分散、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闲置浪费现象较为严重的局面。我县规定农村每人宅基地面积为最高不得超过30平方米，每户不超过150平方米。但在实际上村民通常都是超面积使用，最常见就是的院坝占地面积过大。 B\\\\农村住宅空置率高，一户多宅较多。部分村民因考学、参军、工作、在外购房居住等原因户口迁出未拆除、出售旧宅；或因交通、地灾、风水等“换基建”后未拆除旧宅：或因结婚分户等原因已在村内单独申请建房居住，后又继承其父母生前所居住的房屋，导致一户多宅和房屋闲置。 C\\\\未批先建。有的村民“先斩后奏”，擅自建房；有的村民边申请边占用，手续还未到手，房屋已建成。 D\\\\少批多占。不少村民在批准的合法面积基础上擅自增加面积，造成批少占多、不好管理的局面。 E\\\\擅自占用耕地，违法占地特别是占用耕地现象严重。 F\\\\农村住宅用地违法和违规交易现象较为突出，并引发大量土地信访案件和民事诉讼，造成了农村土地权属混乱和产权纠纷。 （续前） 三、立足现实，现阶段中国理想的土地管理政策至少应向这几个方向努力：（修改版） 1、保护耕地，防止耕地和农用地过快减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2、促进农用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合作化、适度规模化； 3、促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保护农民权益。 具体措施有： 1、简化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程序和法规，将农民建房、农产品微型加工厂、设施农用地、土地流转等管理审批权力，包括农用地转用手续，授权给县级人民政府。 农村生产生活必须的米面油加工、茶叶生产、竹木加工等农产品微型加工厂应同农村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一样归入设施农用地范筹，在缴纳“土地开垦费”的前提下，参照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相关规定，规范和简化农村农产品微型加工用地审批程序，保障农村生产生活所需。同时，应尽可能利用废弃地和荒山荒坡少占耕地，其建筑面积+硬化地面积不得超过300平米，占用耕地不得超过200平米，不得擅自将原土地用途改变为非农业建设用途，如住宅商场等。 同时规范政策，修订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之间有偿转让，可采用划分全国土地等别、制定各等别转让缴费最低标准、明确各级（包括村、组）分成比例等方式予以规范。 2、建立精简、高效、规范的土地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城市和农村土地的规划、利用、审批、流转、执法工作，强化县、乡(镇)两级农村住宅交易和农业（流转）承包合同管理、备案和纠纷仲裁工作，积极引导、推进、管理和监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时调处农村住宅交易和农业（流转）承包合同纠纷。 另：忽然想起18大前网上有个“大部制”传闻，就是国土资源部撤销，其地矿、地环职能划给环保部，规划职能划给住建部。考虑到现在乡镇规划的国土、住建“两不管”情况，我觉得这种“大部制”也有其合理性。这样统一由住建部门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建立常设机构，专人专职负责，以避免现在国土、住建各管一片造成的在城乡结合部和乡镇的争权或懒政。 3、农村宅基地产权全部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使用权归原房主所有；废止“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规定，“小产权房”全面放开，除有特殊规定的廉租房等之外，所有房屋均可以自由入市买卖，实现城乡一体化。但前提是：全国房屋产权联网，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一律一户一宅，超过的住房征收房产税。具体为：第2套每年税率为房屋价值1%，第3套为3%，第4套为9%……税率依次3倍增。凡购入（新建）房屋在5年内转卖的按房屋价值20%征税。 4、针对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建设方（包括在“自己耕地”上建房的村民），及造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的（如转让）的受让方，应在土地征购、流转价款之外，视耕地等别（由常年产值、耕地质量、交通、位置等而定）征收5~20万元/亩的“土地开垦税”。造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的流转根据产业不同可减征70~100%，流转后用于粮食种植的减征100%，用于花卉、烟草等奢侈、非必需农产品的减征70%，其它果木、棉麻等视生活必需程度不同在70~100%间决定减征率。 5、农村宅基地的面积标准应以户口簿人数计算：3人以内户(含3人)90平方米；4人户120平方米，5人以上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宅基地之外可拥有不超过宅基地面积两倍的院坝地发展庭院经济，但院坝地必须有80%以上面积为未硬化绿地、水面，或能被树荫、藤荫掩盖，即裸露硬化地面不得大于宅基地面积的40%，应鼓励以屋顶作为粮食晾晒场。宅基地以滴水为界，院坝地以围墙为界。 农村宅基地及院坝地面积超过标准但未超过1倍的，“土地开垦税”税率加倍，且从第一套即开征房产税；农村宅基地及院坝地面积超过标准1倍以上则必须强行拆除并复耕超标面积。 6、“土地开垦费”应和其它耕地相关资金（如罚没收入、耕地代管费等）及政府补助资金一并进入“耕地基金”，专门用于因建设或流转而失去耕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子女教育补助、过渡期生活费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尤其是60岁以上老人应无条件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以及耕地复垦开垦、农业基础建设。一方面确保当前土地实际具有的“社保功能”延续，另一方面以此遏制滥占耕地。 7、结合新农村建设，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投入，科学制定和实施村庄整治计划，积极稳妥地逐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环境条件，进一步完善村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在已规划的村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结合新农村建设，做好村镇建设规划。在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减免“土地开垦费”、优惠政策、水电气服务等引导村民向城镇集中或到规划的居民点按城镇（居民点），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调配权属、统一基础设施、统一分摊成本、统一供地联建的“五统一”原则，集中成片建房。对不具备规划居民点建设的，引导村民利用空闲地、老宅基地和荒坡地、废弃地等未利用地建房，鼓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 实际上在农村，因为教育、医疗、水源、环境、退耕还林、地灾避险，及经济来源多样化等因素，农房从高山，从交通不便的地方向公路沿线和集镇迁建本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这种村民自发的迁建始终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如土地、供水、供电、排污、入户交通、文卫附属服务设施等等，导致有很大部分迁建只能停留在计划，或成为违建、危建和乱建。所以如果政府能从中予以规划、引导、协调，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农户（迁建）、政府（政绩）、建筑商（赚钱）、周边（发展）“四赢”是完全可能的。 8、基本农田“五不准”实质上是把保护范围缩小到了“粮田”这一范筹，基本农田“五不准”应予以放宽，落实于确保农田姓“农”，即其农业用途，过高的无法执行的标准反而成了没有标准。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包括粮食产量和占比问题，应通过国家政策倾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技术引导、补贴等宏观调整来解决和实现，以一纸“五不准”就想确保粮田面积是不现实的。 9、增加查处违法用地的刚性条款，应赋予土地管理部门强制执行权，包括要求水电部门停止供水供电，当场拆除拒不停工的违法建筑物，查封、扣押、没收施工设施和材料等，绝不能以罚代拆、一罚了之，否则违法占地行为只会越演越烈。 简化强制执行权申报程序，尽量在违法建筑物的基础阶段就予以制止，尽量避免因告知或执法不及时导致必须强拆已完工违法建筑物的情况，减轻违法人的损失和对抗情绪。 10、应从以“年度用地计划、指标”管理保护耕地逐步过渡到以卫星遥感遥测管理保护耕地。以县为单位，每年通过卫星遥感遥测手段核查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督查县政府耕地保护和用地报批的管理、执法情况，若有违规违法当即追责。此外，即使在用地和程序完全合法的情况下，耕地减少面积高于县域耕地面积0.5%的县（区）应向耕地未减少的县（区）支付“耕地代管费”，用于农业基础建设（也算种扶贫政策吧）。但这个须以卫星遥感遥测识别精度达到1米甚至0.1米为前提。 11、县、乡（镇）应有常设机构，专人专职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规范和广泛宣传各项鼓励、管理政策，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准入、管理、备案和纠纷调处等制度。 当前的农村，出路只能是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土地流转的方式组建中小农场，农场规模则因应各地条件不同在100~10000亩间，组织方式可以是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合作社农场、农协、公司+农户等多种方式。 国家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府补贴、技术支持的原则鼓励扶持合作社（或农协）的组建，并以合作社（或农协）协调和服务农场和自耕农户，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实现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 治大国若烹小鲜，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应充分权衡利弊，反复斟酌优劣，预备应对预案。农村土地制度是国家的根本之一，如何改革更要慎之又慎。 补充一下，忽然想起18大前，网上有个“大部制”传闻，就是国土资源部撤销，其地矿地环职能划给环保部，规划职能划给住建部。考虑到现在乡镇规划的国土、住建“两不管”，我觉得这种“大部制”也有其合理性。这样由住建部门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建立常设机构，专人专职负责，规范和广泛宣传各项鼓励、管理政策，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准入、管理、备案和纠纷调处等制度；从事农村住宅交易和农业（流转）承包合同管理、备案和纠纷仲裁工作，积极引导、推进、管理和监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时调处农村住宅交易和农业（流转）承包合同纠纷，应该可以避免土地规划和管理上的争权和懒政。 61、小农经济、人民公社、合作社 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工业化之前的佃农和自耕农是小农经济的典范。 虽然，成为自耕农是中国数千年来普通农民最强烈的愿境，“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其写照，但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这些小农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 1、小农经济的缺陷： （1）缺乏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具有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水利工程。 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平均每年1700万亩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6.7亿亩。但是1980年后，水利建设速度不升反降，安徽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8万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1985年7、8月大旱时，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000多眼。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因集体经济解体而导致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上游农民乘机截水、扒水和抢水，19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修建的。虽然在2003年后确立了“以工补农”政策，政府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又有所恢复，然而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其它如交通、饮水、卫生甚至一些民生方面的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2）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由于商业因素极小和小农经济实行的小户经营模式，很难自发组织起稳定的合作化非农生产，而单家独户、“三天一逢场”的少量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大环境下作用极为有限。所以，在生产力过剩后，剩余劳动力根本无法在农村内部消化，出现了忙时忙死，闲时闲死的情况。 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虽然商业化造成了市镇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促成了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却使江南的家庭农村经济形成一种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过密化”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但增加工作时日并不是无限制和无代价的，如果没有“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江南农村经济虽好于其它地方却同样陷于绝境之中。 自50年代以来就在大力提倡的“社队企业”最大的目的正是提供“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把小农经济中的大量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其它行业中去，而“社队企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江浙一带。 当然，现在的中国确实不同于工业化之前，城市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民工”，但是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问题的蔓延已经证明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完美。而且农民进城后遗留的土地依然要集约化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益。 （3）阻碍技术进步。 因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不愿冒险。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他也不愿种的事，后来通过连续数年政府大量投入的遍地开花的试验示范，农民亲眼看到杂交玉米在正确的栽培管理下确实能获得高产，才逐渐开始推广开来。 个体农业阻碍新技术推广除风险问题还有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送检认可成本、品牌树立成本、农机使用成本等等。农民生产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收入本可以比种植普通农产品高很多，可是这无法在个体的、小规模的生产中推广。因为无论规模大小，绿色产品送检和得到社会认可成本基本是一样的，但因为个体种植的产量太少，无法象规模种植一样分摊降低成本，因而在经济上不可行。还有农业综合防治无法推广也是相同原因。 还有培训问题。由于中国有数亿农民，1、2亿个生产单位，这就使得每推广一个新技术、新品种都涉及到要对数亿农民进行培训，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员要面对1千甚至数千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成了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还有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1.4亩），新产品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是一户农民只有1亩多水田，新增加纯利润最多也就几十元；再加上农户抗风险能力差，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再如，虽然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高（优质香米比普通大米的价格可以高几倍），销路也好，可是个体农民无法种植。因为个体经营的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即使有中间商收购利润也会被压得很薄，甚至会被中间商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在小农经济下，农技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速度极慢。抗风险能力差。 （4）小农经济由于是个体经营，个体发展，带有自利性质，而且生产单位小、散、多，在遇到天灾时，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的抗灾救险行动，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进行一对一救助，而不能在集体的框架下由大家帮助解决。小农经济基础上，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福利机制，也就导致了个体的抗风险能力的降低。 （5）生产效率低下。 在土地分割细碎的小农经济下，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现在必须由数十台小型收割机来完成；本来可以由一个合作社100万元建立的农机系统，现在数十家农户花费200多万元也不一定能建成。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成为必然结果。 目前条件下我国多数农区农业经营的低效率和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生存和保险去种植。 （6）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而也是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和集约农业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是“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局限于基层，视野有限，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些了，希望能有所帮助。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续 2、小农经济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鉴于前述缺陷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和阻碍农村农村的发展，所以虽然在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作用下，“包产到户”后的中国农村和解放前的地主佃农模式和合作化前的自耕农模式的“小农经济”相比较，确有很大的不同，因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元素的浸透成为了“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但依旧是没有前景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所以，我一直认为，与人民公社相似或稍松散的组织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最利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钱少的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利于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而现在，小户经营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和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及其与工业化因素叠加而加剧的“进城潮”，正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据江西省高安市农调队抽样调查，2012年早稻平均亩产为387公斤，预计晚稻平均亩产在450公斤左右。早稻生产成本为888.18元/亩(种子60元、肥料188.07元、农膜及秧盘25元、农药100.38元、水费35.59元、犁田80元、收割78.14元、用工4.28个按75/天计算，计321元)，预计两季水稻生产成本在1780元左右。按照早稻实际收购价128元/百斤、晚稻预计价140元/百斤分别计算，剔除生产成本后，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亩产一般在600公斤以上，同样成本核算后，亩纯收入约750元。 而在四川，我粗略算了下正常年景无严重病虫害的情况，一亩水稻可收获稻谷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价约1500元~2000元，须投入种子、化肥、农药钱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个（秧田播种管理2~3个，作田栽秧3~4个，管理3~4个，收晒运贮等3~5个）市价80~100元/工.天。以上数据全部以中值计算，如果是全部雇佣人工的极端情况下，一亩水稻纯利润仅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气候原因如果种小麦是倒亏），一亩粮食一年的纯利润也不过5、600元。虽然实际上农忙时基本都是亲友间换工，雇佣人工很少，使用农机也可以节约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种粮补贴等补贴（合计约100元/亩），种粮的利润仍非常低。 中国仅1.4亩的人均耕地和小户经营的格局，使得平均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户）不到10亩耕地，在地窄人稠的南方和四川盆地甚至只有2、3亩，也就是说如果种粮的话，这些地方不雇佣人工1户的年纯收入也最多仅有3000元！相当于1个人在城市1个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也不大可能上万元，只相当于3、4个月的打工收入。 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和交易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青壮农民进城打工，大量耕地丢荒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所以“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改革措施的跟进，再多的天文数字的资金也不过是为垂死的小农经济延气续命。 本应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摧毁的小农经济，如今却在靠工业化的“参汤”强行续命，这既是浪费资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将阻碍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续 3、单纯依靠城市来吸纳“农民工”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近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考虑到城乡生育率的差异，也就是说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内，至少有1.4亿农民被城市吸纳，平均每年约1555万人，虽然他们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至少，没有形成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的贫民窟。 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极限。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蔓延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2000万“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2万亿元。而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有序适量的流水是甘泉，无序超量的流水就是洪灾！我无法想象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短时间内在现在已经为交通拥堵、医疗教育资源紧张而头痛的超负荷的城市中建立起9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 在未把农民全面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前，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4、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力生产率；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 根据中国统计数据，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58亿人，耕种了约18亿亩耕地（播种面积24.51亿亩），人均耕种约7亩耕地。而在规模化农业模式下，2009年美国农业从业人口为205.6万人，约有190万个农场，土地面积为29.7亿亩，平均每个农场土地面积为1563亩，平均每个农场只有1.08人进行生产和经营，每个从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高达1445亩。在集约化农业模式下，以色列2012年全国有270个基布兹组织，成员总体有12万人，平均每个基布兹有450名成员，拥有7500亩土地，人均15.6亩（以从业人口计约30多亩）。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所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补贴、高风险的美国农业不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学习方向，中国只能走集约化农业的道路。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至少可以提供0.5~1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而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300万个。 集约化农业所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是劳动、技术和资本这类“人为”方面的密集、深化，“约”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简约、节省。集约应表现为生产（经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项生产（经营）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 而其中起点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发展最快最好，对政府补贴依赖最少的是以色列农业。 以色列的农业非常发达，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8万美元。但是殊不知，人人推崇的以色列农业，主要组织形式是类似人民公社（而且是1958年版）的基布兹和类似高级合作社的莫沙夫，“个体户”产值不到全国农业总产值20%，人均产值更远低于前两者。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曾在其建国初发挥了极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今仍生产了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9%，国民生产总值的12%，出口创汇的6.5%。最近几年，基布兹大力发展工业、商业、休闲旅游业，有些基布兹的农业产值甚至只占到总产值的4%。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集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以色列的基布兹 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_卫视频道_凤凰网http://phtv.ifeng.com/special/yiselie/detail_2010_05/06/1490091_0.shtml） 莫沙夫，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村庄。它是一种农业合作组织，既是一个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的双重功能。莫沙夫的特征也有三点：一是莫沙夫的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归属国家，但经营权属家庭个人；二是其他生产资料及收入均归农户；三是教育、医疗、文化、产品供销等统一由集体提供服务。 可为什么基布兹能如此成功，而与之相似的人民公社却陷于苦难之中？我认为人民公社苦难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公社本身，而是在于：首先是管理人员和社员文化素质过低，前期甚至文盲要占到90%以上，后期也鲜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其次是制度不完善，管理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因工业化而对农村的“盘剥”，公社不仅不能象基布兹一样得到政府补贴，反而须低价甚至无偿向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包产到户”后农村情况的好转实际就是“盘剥”的减少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如：1980年以后农民税费负担由20至30%下降到10%以下，同时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补贴农资的开支高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新增长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正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大调整改善了农村的情况。 有人认为土地没有归耕作者所有是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并以“大锅饭”和“自留地比公社地管得好”为例证，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公社管理制度不完善和小农经济意识的体现，工业社会中劳动者不是资产拥有者是很正常的事，工厂不是工人所有就一定效益差？问题的关键实际是监督奖惩机制是否健全。 续 5、集约化农业的组建 时易势变，现在组建集约化农业的原则应该是;自愿参加、自主经营、形式多样、因地制宜。主要组织形式有： （1）农场。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土地流转的方式组建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农场由“农场主”全权经营，风险全担；农民以农业工人的身份获得工资或以土地入股获得分红。 （2）经营联合体（也叫公司+农户）由一个龙头企业和整个村庄或者一片村庄的农户结合成一个集约体进行农业生产。 例如奶牛、肉牛养殖，茶叶、魔芋、药材种植等都可采用这种形式。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产品，同时以优惠价格出售农资，并派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和生产。这样，农民因为大量种植或者养殖，生产资料的单位成本降低，相对效益增高，公司也因为有大面积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业务保持很好的运转状态。双方因此结合为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在合作中双赢。 像此类的集约方式，还有大型批发市场这样的带动方式。比如在山东寿光一带，由于当地形成了全国影响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周围的农民纷纷进行蔬菜种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应。 （3）农业协会。凡自愿参加农业协会的农户，以土地作为加入组织的基本物质基础，协商决定产业发展方向，重大事项一事一议，事毕结算。由农业协会根据产业发展方向统一采购农资，提供技术咨询，并联合兴建维护农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包装分级后出售给农业协会，再由农业协会统一外售。 （4）合作制合作社。更进一步即合作制合作社，即在农业协会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出资购置效率更高，单家独户却无力购置的大中型农机共同或轮流使用，联合引进技术甚至邀请专家服务，联合申请注册商标；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分级后出售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以自己的品牌包装后统一外售，合作社拥有一定的资产和资金。 （5）股份制合作社。再进一步，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方式进行农业集约。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按照协议确定股份，由全体股东大会对所有土地、劳动力、农资、农机等生产要素全权调配使用，决定土地的综合利用方式和区域种植内容。 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或者是经营比较复杂的经济作物，农户需要进行精细的农业生产操作，这对农具和农民的个人素质要求都比较高，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协调好生产资金的支配和生产过程的监控，而且在生产的结束期，可以有更深的农产品加工或者销售，这也需要更复杂的管理方式，不是简单的合作组织就可以协调。所以，在经济作物产区或者经济发达地区，应采用更为严格、现代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管理模式。就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未来而言，这种方式是最为理想的。 以上分类并不绝对，实际上还有众多的中间型和衍生型。 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我认为集约化农业的组建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参考以色列、日本等国的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和规范各种形式的新型农场、合作社、农协、经营联合体式中公司与农户关系等等，各项管理和运作机制。 （2）所有合作社（或农协）自成立之初即应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础上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并在相关机构备案。 （3）规章制度中应明确社员的权利义务，监督机制，合作社（或农协）的解散程序，领导人选举程序、重大决策程序，成员应有自愿参加和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或农协）也有在满足既定条件后吸纳和开除成员的权利，在运作中应充分保护普通成员（或小股东）的权利。 （4）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同时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合作社和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政府应予以补贴和支持。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农协在初期甚至可考虑由国家招聘列编技术人员长驻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 （5）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的组建和健康运行，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 （6）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和农场在生产中注重将现代农业新技术与我国传统耕作、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例如采用复种、套种、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和作物固氮技术，以及利用生物链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把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技术决策，靠劳动密集投入的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节约为主，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专用性为目标的综合型技术进步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转化率和生产力。 6、只有集约化、产业化、就地工业化的农场（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并且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同时，农、牧、渔、果、加工业协调发展，才能在需大量短期劳力的水果、药材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间游刃有余。而配套的工业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最终以“城镇化”部分代替农民的“城市化”，在区域化种植、集约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让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现在农业工作的理论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提到现在农业的问题和出路时，几乎都认可土地零碎阻碍了农业发展，“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才是唯一出路，但是对“包产到户”，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 我的观点是：“包产到户”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保障了沿海地区私营、乡镇企业和合资外资企业对自由的非文盲、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但从现代化农业发展要求来讲，是一种“倒退”。一刀切的“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是失败的，人民公社当时应该进行的是制度和管理方式改革，取消“剥夺”功能，弱化强制管理功能（如允许满足一定条件下的自由退社），引进工业企业的管理监督奖惩机制，因地制宜，变成基布兹式的“股份制企业”，或莫沙夫式的服务型组织（也就是现在提倡的“农协”加强版），提供农业技术、教育、医疗、农资、农产销售等服务（局部确不适宜地区除外），而不是全国一刀切地解体。 我对土地征收政策的观点： 1、土地不同于普通商品，它天然就是垄断的、排它的，它不仅是特殊的生产资料，而且其空间位置和范围更具有唯一性、独占性、永不损耗性。这就决定了土地买卖中即使没有政府买卖的垄断，也会有原土地使用者（如农民）的垄断。基于这种垄断，从理论上讲，只要国家在发展，国家要发展，只要原土地使用者足够强势，城郊的所有土地都具备卖出天价的潜质。尤其是道路、桥梁等空间性强的项目用地，和无利益直接相关者的公益项目用地，极容易被“漫天要价”，却没法或没人去“就地还钱”。但是这种“天价”是以牺牲公众利益和阻碍、透支未来发展为代价的。 2、那么，怎样才是合理的土地价格？有人提到“土地拍卖价为400万元/亩”，但是，这个是因规划和拍卖产生的溢价，这个价格来源于土地未来规划项目预期的利润。同一块土地如果规划为大型商场，建成运作成功后将可谓是寸土寸金，而如果说是规划为无偿划拨的义务教育学校等教育、卫生、市政、公益用地，就地价而言就不值一文。一颗白菜的“合理价格”不可能因为它将用于满汉全席或家常小菜而有不同的价格吧？如果象某些人所提出的农民应有分润“预期的利润”的权利，那么据有公益性质的项目如学校、垃圾填埋场怎么办？同样的征用土地，如果公益项目和“利润项目”在计算基础上就开始出现价格差，后果必然是公益项目永远也征用不了土地。君子不患贫而患不均，“凭什么隔壁建商场赔8万我这里建学校就只赔4万，凭什么要我为公益项目牺牲？” 事实上近年来，导致因征地引发的信访量一致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征地补偿数额不唯一，随意性较大。上访人都说征地补偿数额是：不闹不补，小闹小补，大闹大补。只有通过上访、大闹等非正常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征地的补偿标准。因此，征地补偿的标准要明确，计算方法要统一，确保同地同价。 3、鉴于国土对国家、国民的特殊意义，其空间位置和范围更具有唯一性、独占性、永不损耗性，及公益项目必有的国家资金补贴，甚至“利润项目”得以产生的背景：国家投资的周边基建和周边发展背景。对于理性的决策者，征收费用多少的确定应该考虑更多的因素，最为重要的是：最大限度、最为公平地保护最多数群众的利益，无论是被征地者还是工程的受益者、以及基建公益投资所耗用税金的缴纳人。所以，A、即使有分润“预期的利润”的权利之说，这个权利也不应仅仅属于被占地的农民；B、无论多高的价格与土地真正的价值相比都只是九牛一毛，征收费用只能是补偿原土地使用者损失的“补偿金”；C、在项目规划之前，土地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用途是农业生产，是其生计来源，所以，我认为“补偿金”应以本县（区）上年农业平均土地年产值（注意:不是纯利润）×40年（一正常人的工作年限）为计算基础；D、因规划、国家投资的周边基建和周边发展背景产生的土地拍卖价与“补偿金”之差（滥价）应用于被征地者的福利保障和后期安置，及市政、基础和公益建设是最为公平合理的。 肯定有人会说“贪污”什么的，但是，A、有“贪污”就不搞基础和公益建设了？应该做的事是加强监管而不是因噎废食什么都不搞了；B、基础和公益建设无论是使用税金还是“滥价”肯定都是必须建设，由受益者承担这个费用肯定比由纳税人承担更为合理；C、把分润“预期的利润”的权利——溢价等土地款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直接将钱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多多少少还要搞些民生，搞些公共建设，减轻了税收负担。要是这笔钱全进了近郊少数农民的手里，除了会产生一批暴发户之外，造就一些奢侈品商场和赌场外，对普通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应主张和监督政府将卖地的钱拿出来给全体国民（主要是农民）搞福利保障和基础建设，而不是让进城农民和市民出更多的钱去造就一批暴发户。 4、大型项目用地，必定是牵连甚广，纠纷极多，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最终必定还得由政府来解决；项目成败与否，都必将对当地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生活和发展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些问题和影响视而不见，任由原土地使用者和建设方“自行解决”，而不去引导事态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无论在什么体制下都是失责的政府。其可能的恶化后果有：可能一、发展和公益用地久拖不决，可能二、原土地使用者天价卖地，可能三、建设方低价强购。甚至出现黑社会介入填补因政府失责造成的权力真空，都对国家长远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政府必须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有必要，国家行政力量必须介入，促成甚至裁定形成合理的土地价格，保护双方的合法合理利益，消灭黑社会容身的“权力真空”，中外概无例外。《英国土地强制购买制度及其启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219/14/1302411_255075354.shtml》 5、对绝大部分农民而言，卖地的钱是一次性的。有人说，每户3、4亩耕地的农业收入虽然不到1万元/年，但可以一直以此维持生计，而如果“卖地款”一旦用完就将陷入绝境中。这说法确有一定道理，我也认为，农民缺的是福利保障和发展机会，而不是卖地的一次性的几万钱。个人认为因建设需要收回农民的土地时，应由国家应该用福利保障去交换，而不是一次性现金买卖。 6、理性的决策者在政策大方向上应力求做到：A、确保原土地使用者合理权益不受到损失、侵害，征地或搬迁后生活水平有提高；B、对当地群众和发展有利的合法大型项目应积极介入积极协调，引导事态向良性的方向发展；C、确保征地补偿的标准明确，计算方法统一，确保同地同价；D、加强土地拍卖款监管；F、法律应明确、可行地规定强制拆迁的启动程序和范围。 我认为，现在的农村土地征收政策应进行以下改革： 1、对农民住房，应按城乡一体化的标准予以补偿或安置。 2、农民的承包地，应以本县（区）上年农业平均土地年产值×40（年）×地价系数来计算补偿总金额。地价系数由拟用地块中心距城市中心直线距离（公里）、拟用地块边界距最近公路直线距离（米）和该公路等级确定，全县（区）范围内地价系数为1.000~2.000（即最近郊也不高于最偏远地价的一倍），计算公式应简单易懂，并和农业平均土地年产值每年公示。 3、之所以引入“地价系数”是基于参考了英国强制购买是根据土地原用途的市场价值来评估失地补偿。而空间位置和交通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和显而易见的，也更为农民所看重，和土壤肥力等因素相比也更容易接受。 地价系数计算公式可考虑为｛2-[拟用地块中心距城市中心直线距离（公里）÷20（公里）]×0.5-[拟用地块边界距最近公路直线距离（米）÷1000（米）]×0.3-[该公路等级-3]×0.1｝ 公式中每一个单项构成的[ ]之内若等于或大于1，均按1计算；若等于或小于零，均按零计算。等外的乡村公路的等级按5等级计算。 4、“补偿金”只有其中50%当即支付，其余50%（即农业平均土地年产值×20年×地价系数的金额）在20年中按月支付。地上的果木、大棚、机井等均应另外折价现金赔偿。如农民希望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政府应介绍、协助土地流转，并在其有意愿扩大规模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时提供所需的农技支持和低息贷款。 5、鉴于土地征收的复杂性、敏感性，对于较大的工程用地的征收，即面积达到1公顷（15亩）以上，或户数达到10户以上的用地，政府必须全程介入，全程专人监管，其20年按月支付的“补偿金”应同土地税款一并上缴由政府代为支付。如果面积达到5公顷以上，或属公益项目、财政投资项目，或敏感重要项目，必须由政府作为征地主体，再以招拍挂或无偿划拨的方式供给用地单位。 对于政府放手不管、推责懒政的情况应追究责任。 6、土地拍卖款应专账管理，只能用于被征地征房农民、市民的补偿、安置、福利保障和城市基础、公益建设，并定期公示收支情况。 7、建立专门的“耕地基金”，资金来源于“土地开垦费”等税费和部分土地拍卖款，专门用于失去耕地农民的土地流转、职业教育、子女教育补助、过渡期住房生活补助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尤其是60岁以上老人应无条件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以及耕地复垦开垦、农业基础建设。同时负责按月支付的20年“补偿金”。 8、对于关系民生的重要工程的钉子户，法律应明确、可行地规定强制拆迁的启动程序和范围，如“关系民生的重要工程”的定义，财产的集体所有者之内有多少比例通过即算全体通过，等等，否则怕事更要出大事。对关系民生的重要工程的钉子户，就要果断启动强拆；非“关系民生的重要工程”，就应在保护钉子户包括出行、水电在内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敦促双方合法合理地达成协议或另行选址。 工业革命之后的农业，实质上只能依赖于工业的发展而发展；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亩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2012年却可以达到350公斤，这难道不是工业化的原因？ 如果没有工业化成果，再多的“足够的经济自由”粮食平均亩产也上不了100公斤，就如今天的印度、非洲、东南亚。 《2000年以前的浮夸风？——论数千年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低于100公斤》http://bbs.tianya.cn/post-no05-400855-1.shtml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5-367592-1.shtml 我对人民公社完整的观点如下，请不要断章取义。 1、粮食安全问题让耕地匮缺、人口增长迅速的新中国如燃狱中的囚徒，如果不能在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建成最基础的重工业，提供数千万吨的化肥、农药、农膜和良种，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中国也必将陷于饥馑绝境之中。 2、提高粮食亩产只能通过建立：A、雄厚的重工业基础；B、完善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C、完善的农田水利系统；D、适宜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单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3、人民公社是当年尽快工业化唯一可行的方案，只有人民公社可以为工业化准备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这是小农经济无法完成的任务。 4、只有人民公社可以最快地“破坏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兴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农田水利系统和适宜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5、“超前发展”和“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由此造成的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苦难。 6、但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又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 7、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后，1979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5.5%。在工业体系基本成形的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8、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沿海发展过程中对非文盲的自由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及各地情况差异极大，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9、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5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 10、小农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只能在化肥农药、良种良法、农田水利齐备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有增产效果。所以在正常运作的人民公社时期（1962~1980）19年中，在“盘剥”之下，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为4.91%，远高于“包产到户”后。即使是1959~1980年的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2.90%）仍高于“包产到户”后的1981~2012（2.15%）。 11、事实上直到1984年及至整个80年代，农业的增长因素依然主要是杂交水稻、工业化成果等。至于“包产到户”，起初农民确实积极性很高，但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机、水利等设施的破坏积极性同样也很高，维护保养要求较高的大型拖拉机、提灌站、机井系统等在数年内就拆解、锈蚀、损毁殆尽，以至抗灾、增产能力锐减。等到人们想起不是什么都可以分家，放缓（不是停止）对农田水利体系的破坏后已经迟了，1985至确定“以工补农”政策的2003年间，19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09%。 12、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对立，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失败承受能力极弱等情况，及其导致的农田水利、农技推广困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困境等等，正是农村荒废、农田荒芜的“三农问题”的根源。 13、面对“小农经济”这艘必沉之舟，政府只能积极介入，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府补贴、技术支持”的原则，引导促进合作社（或农协）组建、运行、成长，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 历史 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终实现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或农场）生产。 14、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农场和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并且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 只有股份制合作社（公司）这种深度整合，“农、工、贸”一体化，劳动、资本、技术密集投入的模式，才能农、牧、渔、果、加工业协调发展，在需大量短期劳力的水果、药材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间游刃有余。而配套的工业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最终以“城镇化”部分代替农民的“城市化”，在区域化种植、集约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让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
| 这个干货还是很多的。 |